洞经音乐与大理古乐
洞经音乐与大理古乐历史上的洞经音乐，是一种纯粹的宗教祭祀音乐
目前流行于丽江、大理等旅游景区，被称为“洞经音乐”的古乐，应该有更确切的名称
到目前，除了河北的承德和内蒙古的赤峰外，就只有云南有洞经音乐了。而在云南，至今仍有一半左右的地方尚有洞经音乐活动。只是云南流行的、被称为洞经音乐的古乐，虽然主要是以洞经音乐的形式流传，但却完全不止是洞经音乐了。不论从它的历史渊源、内容风格和流行情况来看，称其为洞经音乐，实在是不够准确的。
在中原地区，洞经音乐是道教为了便于营造宗教仪式气氛，让经文吟诵和音乐演奏交错进行，以唐王朝赏赐的宫廷音乐为主而逐渐形成的。虽然，道教在南诏初期就已传入洱海地区，洞经音乐也极有可能随之传入，但是，洱海地区历来有着浓郁的音乐气氛，在道教和洞经音乐传入之前和还未兴盛之时，这里的音乐创作和演奏，早就具有相当的水平了。
南诏时期，白族首领张仁果的后代张洪纲因擅长音乐，被选派陪王子凤迦异到长安留学深造。张洪纲创作的乐曲《碧荷仙》在长安演奏时曾引起轰动，他学业期满回国后，因南诏仿唐制设九爽，被南诏王封赐为“慈爽”(专管礼乐的大臣)。唐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４年)，苍山会盟之后，南诏为了更加表示对唐王朝的友好，特命张洪纲编创《南诏奉圣乐》。贞元十六年(公元８０１年)，南诏派出阵容庞大的乐舞队进长安演出，又一次轰动了京师。后来，这部“奉圣乐”成为唐王朝著名的１４部宫廷乐舞之一。后来，张洪纲创作的《沐天恩》、《敬酒乐》、《上乐歌》、《朝天乐》、《金蟾戏月》、《听松清》等２０多首乐曲被唐王赏识，将其赐予道教，纳入古洞经音乐“南中雅乐”。这些南诏的非洞经曲牌送到长安后，又做为宫庭赐予的洞经音乐传回到了南诏。
早期的道教虽在南诏初期就传入，与巫教并存，但因佛教密宗的传入，更因南诏王室和后来历代大理国国王的大力提倡，大理地区佛教势力大盛，巫教日渐衰落，道教退避，未真正形成像唐王朝那样的兴盛气候。直到元代，朝廷实行佛、道并重的宗教政策，中原道教中的全真教派才正式传入云南。明代，道教在云南才开创了鼎盛的时期，道教的音乐洞经音乐，也才真正有了发展、繁荣和日渐普及的条件。特别是到明代中期，经道士陈玄亮的努力和著名文人杨升庵、李元阳对其杂谱６０余种进行了整理和规范，成立了民间演奏社团，才使其渐渐地在洱海周围广为传播开来的。
但是，现在云南各地广为流传的古乐虽然包括洞经音乐，却不宜称之为“洞经音乐”。因为除了上述历史源流，亦即其本质的原因外，这一古乐词牌的丰富、曲调的优美、音域的宽广、音色的浑厚、风格的多样和它在人民群众间的影响，也是作为宗教音乐的洞经音乐无法包容和替代的。
以词牌、曲调来说，在大理一带流传的古乐中，有《小桃红》、《浪淘沙》、《水龙吟》等流传了千余年的唐、宋中原词牌，有《南清宫》、《薰风曲》、《普天乐》等宫廷音乐；也有《金纽丝》、《忆金陵》、《瑞雪飞》、《忆江南》等江南丝竹，更有《蜜蜂过江》、《酸辣子》、《海东调》等白族民间小调。在祥云、巍山等彝、白、汉族杂居的地方，还融入了许多彝族民间小调。有的地方，甚至还吸收了《慈悲菩萨》等佛教音乐和《大晟乐》一类的儒家音乐……，总之，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虽然曾一度以《上清宫》、《天宫颂》、《真武赞》等纯粹的道家音乐为主体，但却不间断地汲取着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多种成分，到今天，终于使它不仅有道家音乐的飘逸洒脱，也有唐和南诏宫廷音乐的端庄典雅，江南丝竹的柔美轻快，民间小调的欢快活泼，甚至还有儒家音乐的庄严浑厚。
从内容而言，历史上的洞经音乐作为道教礼仪的一部分，谈演道教教义和经文是其重要内容，所以过去的洞经音乐会作为道教体系的民间组织，它们所谈演的经书，所供奉的神都是道教的，他们谈演洞经的目的，或劝人弃恶从善，祈求世间消灾免难；或追求个人修身养性，企望得道成仙，永享荣华富贵……从表演形式上看，洞经音乐原有许多规矩，如演奏时间必须选择道教的宗教节日，演奏地点必须在道教寺观内，演奏场地必须烧香、点烛和摆供品；女性不能参加演奏……而现在却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演奏时也无须焚香祭祀，许多女性古乐爱好者还成了演出队里的骨干……可以说许多地方的洞经音乐演奏早已没有了宗教目的和色彩，成为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成为一种极受欢迎的旅游文化的项目和品牌了。
很自然，因为上述源流、内容，演奏目的和形式等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把这种历史比洞经音乐悠久很多，内容比洞经音乐丰富很多，演奏目的和形式早已突破了洞经音乐的云南古乐称为“洞经音乐”，就显得很不准确。那么，究竟该定什么名呢?
以“云南古乐”为名，是比称“云南洞经音乐”好，但却仍然不够确切。笔者认为，比较适宜的名称为“大理古乐”。理由是：
首先，历史上的南诏、大理国的疆域和势力范围包括了今云南的绝大部分地方。在那近千年的岁月里，白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先民共同以大理为中心，创造了包括民族音乐艺术在内的、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古乐的产生和洞经音乐的传入，最早当然应该是在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理。丽江的地方史料记载，忽必烈攻丽江时，丽江木土司迎降，世祖奖其功，赐其一支随身乐队，此乐队后来在白沙发展成为现今被称为丽江洞经音乐和纳西古乐的“白沙细乐”。丽江洞经音乐和大理洞经音乐风格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据一些丽江的纳西族老文人讲，明清时代，大理的许多生意人去到丽江，和丽江人一道演奏，互相切磋，使丽江的洞经音乐曲目越来越丰富。昆明和建水的洞经音乐老艺人更认为，昆明的洞经音乐是“经明代大理白族大学者李元阳提倡并传到昆明，然后又从昆明传到了滇南各地的”。
其次，从现在云南尚有洞经音乐活动的７０多个县、市来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即北止于丽江、南止于普洱，东止于与贵州、广西接壤的一些地区，这也就是原来南诏、大理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说到民族，洞经音乐只存在于大理白族、丽江纳西族，巍山、南涧和楚雄的彝族地区和其它汉族地区，其他民族地区则没有。就是彝族，也只存在于和南诏蒙氏有亲缘关系的支系、而其他彝族地区则没有。而在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内的１２个县市(亦即原南诏、大理国的中心地区)，则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镇都有，有的甚至一个行政村内有几支演奏团队。
毫无疑问，不仅“云南洞经音乐”和云南古乐的根在大理，而且，至今仍以大理为活动中心；云南古乐在大理最普及，曲调曲目最丰富，文化含量和演奏水平也最高，如果不再称它为“洞经音乐”，而称其为“大理古乐”，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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