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语境下的索多玛城
原乡之于游子，好比母亲手中的线轴，一头连着故乡，一头连着自己。作家李永平显然深知个中滋味。他说，他有三个“母亲”，一个是生他养他的婆罗洲生母，一个是求学成长的台湾母亲，还有一个是血脉维系的大陆母亲。三个不同时段的“母亲”，代表三种不同心境下的原乡，每一个都无法轻易割舍，每一个又都无法回归。自称“南洋浪子”的他只有以文字寄托思念、倾诉乡愁。在这一背景之下，也就有了小说《吉陵春秋》、《海东青》、《大河尽头》的陆续问世。《吉陵春秋》发生于虚构的华人小镇吉陵，糅合了作者童年记忆里的婆罗洲、亲身经历过的台北与历史典籍里的内地。小说源于南洋的“一桩罪孽”，讲述一段东方式的“因果报应”。六月十九迎神之夜，吉陵镇迎来一次狂欢。酒后乱性的无赖孙四房当众奸污了棺材店老板刘老实的媳妇长笙。长笙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刘老实在愤怒之中拔刀杀死了孙四房的老婆和相好。其母刘老娘也因此精神失常……
虽然有多个原乡的投影，但吉陵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世外桃源。相对于单纯的讴歌，李永平更认同“文学之美不在题材，而在表现题材的方式”的创作理念。因此，他没有放任无谓的乡愁，无意用生花的妙笔为这假想的原乡涂抹上炫目的金色。索多玛城与受伤的女性是贯穿作者写作的两大意象。《圣经》里的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的城市。李永平的索多玛则充满了历史的伤痕与现实的呻吟，是东方语境下的“罪孽”之城。长笙冤魂不散，刘老实意欲复仇，一时间流言纷纷，直闹得人心惶惶不安。至此，吉陵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索多玛城。
李永平对内地的认知，除了父母久远的记忆，更多来自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因而，《吉陵春秋》复制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样的美景。迷蒙的烟雨、清澈的溪流、田田的荷叶，构成吉陵的外环境。如此美景，总让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不过，在湘西小城茶峒，“一切都是善的”，都温润如玉。翠翠遭遇的爱情悲剧，不是因为险恶环境所致，只不过是“不凑巧”的机缘罢了。到了吉陵，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阴郁、疯狂的统治下，黑暗之花从恶的土壤孽生而出，悄无声息地吞噬所有外在的美好，不仅是田园诗般的乡村景致，也包括那一个个弱质纤纤的女子。
小说由12个章节组成，既相互独立，又巧妙地连为一体。李永平以万福巷的迎神闹剧为核心，将长笙的死作为引子，拉扯出蛛网一般绵密、粘稠而又龌龊不堪的小镇奇人奇事。在作者看来，发生在烟花柳巷里的惨剧绝非偶然，而是由沿袭千年的陋习所决定。相对于孙四房及其帮凶的直接施暴，周围人的冷漠与偏见才是对受害者的致命一击。邻居的流言给寡妇张葆葵强加上“莫须有”的通奸罪名；从良家少女到人尽可夫的雏妓，秋棠“堕落”的背后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衷。
诗人余光中将《吉陵春秋》比喻为“十二瓣的观音莲”，自有其深意。这不但是对作者写作的褒奖，更一语道破内在的涵义——长笙、刘老娘、张葆葵、秋棠、燕娘，不正是一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吗？她们或死、或疯、或被摧残、或被压抑的命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互为映射、互为解释，只为印证小说一开篇埋下的伏笔，“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好，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这是几位女性的宿命悲剧，也是整个吉陵的真实写照。
由此，吉陵不再是作者想象的地名，也成了一种文学上的隐喻。吉陵的疯狂开始于迎神之夜的盛典，也结束于此。长笙死后多年，吉陵在一如往常的麻木里迎来另一个混乱、喧嚣的清晨。在首尾两次癫狂的闹剧中，李永平以封闭的圆环叙事结构完成了形式上的循环。自始至终，作者没有给小说盖棺定论式的明确结尾，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如同人世的往复更替，吉陵镇的悲剧本质上也是一种轮回。当年为孙四房摇旗呐喊的四个泼皮帮凶已经亡命他乡，但新一代的小泼皮再次长大成人。他们以同样无序的暴力、群魔乱舞的狂欢为自己的登场做出了上佳的热身。正如善良的不易得，人性的原罪从来不会轻易消失。恶的根源并未斩断，它深藏在人心的隐密之处，萌芽、生长、繁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吉陵春秋》书评/棉花糖*胡子小姐东游记）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