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危险
鲁敏是这几年颇受推崇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很好读，因为她是用苏北女孩过日子的态度在经营小说里的日常世界，处处仔细、实在、清爽。她曾说，如果反思文革，写上山下乡，写中国乡村，她并没有把握可以写得好，她们这一代人拥有的只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自己为什么不能先把它们写出来，写得好一点，写得多一点呢？作为小说家，这样的认识素朴而明智。我比较不以为然的，是那些纷纷把“描写日常生活”这顶帽子送给鲁敏的评论家们，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有不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小说家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描写日常生活，而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日常生活。我总觉得鲁敏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有点像一个化学分析师。在长篇小说《百恼汇》里，她曾企图把日常生活千百种烦恼提炼成标本，再放在一个大家庭的容器里，看看这些烦恼的混合与碰撞，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反应。而在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种忧伤》里，她似乎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她要做的实验不再是化合，而是提纯。
“给一本短篇小说集起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毛姆在《木麻黄树》的序言里说道，“想避重就轻，就不妨拿第一个短篇作为书名，但那样会欺骗买书的人，以为手里拿着一本长篇小说；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关涉到书中的所有篇什，哪怕是隐约的关系。”1962年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出版后，被誉作纽约的《都柏林人》，这两部杰出的短篇集，连同毛姆的《木麻黄树》，其实从书名的精心选取上就可略见其相近之处，即试图通过散点透视的方式来观察某类人群，进而以集腋成裘的方式令一种统摄性的视域呈现。如今，鲁敏写下《九种忧伤》，或许也有加入这个序列的愿望。
《九种忧伤》里有八个短篇，每篇描绘的都是一两个偏执型的“病人”，比如《不食》中的秦邑，从对垃圾食品的厌恶直至对正常饮食男女的拒绝，最后以身饲虎；《谢伯茂之死》中，一个沉湎于给虚构友人写信的中年男人，遇到了一个执意要找到这个虚构收信人的临退休邮递员；《铁血信鸽》里沉迷于养生保健的主妇，和她那个在唯唯诺诺中期望像信鸽一样飞翔的丈夫；《字纸》写一个从小因为匮乏而敬畏字纸的乡下老汉，面对新时代出版物的丰富，从欣喜满足到无所适从；《在地图上》里那个跑火车的邮件押运员，迷恋于地图和对地图的虚构……关于这部短篇小说集所指为何，鲁敏自己曾经在接受访谈时也有过交待：“这个集子里八个人物，似乎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病人’。在我们的生活里，总有房子、钱、车子、工作等有形的物质困境，但更多的是看不见、说不清的精神困境。这正是都市化生活的衍生物，跟灰色空间有关，跟紊乱的节奏有关，跟一波波的公共事件有关，跟社交的假面方式有关，跟道德和伦理危机有关……压抑下人性诉求与申张，有时就会呈现出这种病态与暗疾。”
对于理解这些短篇合在一起所企图呈现的要义，这段作者的自我表达已足够清楚明白，甚至是过于清楚和明白了，我由此也得以验证一种阅读时迥异于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短篇小说集的感觉，即《九种忧伤》中的这些小说是如此的相似，虽然人物各异故事各异，但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最终面目，竟像是经过同一道流水线工序修理整肃过的合格产品，它之所以合格，只是因为符合作者先验的设想。在《九种忧伤》中，作者的寓意，成为一种不断被展示、被析出的东西，它轻易就可以被辨认出来，而不是深植于小说内部不可分离。通过将故事置于刻意为之的极端化境遇之中，通过将人物的病态暗疾无限度地夸大，宛若化学提纯中常见的高温高压，一些事先期待的单纯物，在作者外力的催化下被析取出来，而这种单纯物，比如说“精神困境”，在作者心目中，随之就被视为当下人生的象征。
这种用小说来析取象征物的方式，至少对短篇小说而言，是危险的，因为相较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遮掩、容纳、承受象征，短篇小说必然是突如其来的，因此象征也难免会显得唐突、生硬和虚假。所谓“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这句鲁敏被广泛引用的话，其实很容易变成一句自我逃避的托辞，因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中，对虚妄的认识程度，首先来自于对真实的认识，来自于对无法阐释无法析取的困难的认识。（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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