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潜流中的老虎斑纹
老虎的意象可谓多矣，从中国古代“苛政猛于虎”之暴政的化身，到徐志摩《猛虎集》诗歌的转喻，乃至吉卜林《丛林之书》中的兽性凶猛，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人性的微妙譬喻。美国小说家蒂亚奥布莱特亦不甘人后，写出了《老虎的妻子》，讲述了属于自己的老虎的故事。奥布莱特讲故事的才能显然要高于其思辨能力（当然这也是小说作者的本色当行），在《老虎的妻子》中，她编织了一个个繁复迷人的故事，却似乎意象纷纭，摇摇欲坠，主题仍指向不明。我揣度，这大约并非作家本人心机深沉，欲造就一暧昧渊深的作品，仅源于她感性大于理念，叙事的冲动湮没了指向的路标。不过尽管如此，循一隐性的脉络去阐释这部作品并非不可得，毕竟多层的结构也要坚实的地基来支撑。《老虎的妻子》之结构交叉往复，共三层：一个故事是叙事者“我”和女友驱车前往布来加维纳孤儿院做慈善医疗的所见所闻；另两个故事都是关于外公的，“要理解我外公这个人，必须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关于老虎的妻子，另一个关于不死人。这两个故事犹如秘密的河流贯穿外公的一生……”后两个故事亦是通过外孙女“我”回溯及寻觅、拼贴的方式获得，于是，三层结构貌离而神合，表面互不相干，其实实现了一种有机的镶嵌。外公、“我”、老虎的妻子、不死人，故事纷纭，涉及爱、生死、乡间传奇等，时有令人知其由来不知其所终的感觉，但若我们认真细察，所有的故事，均带有战争的底色，或身陷战争之中，或被战争的余震波及，或静默如草不闻声，如“战争开始得不动声色，起初的十几年我们只是如临深渊地等，等得战事也仿佛被削弱了”，实质上却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及遗留下诸多的病状。
“老虎的妻子”本为一聋哑女孩，生活在偏僻的村庄，战火暂时无法突破地理的藩篱蔓延到这里。但敌机轰炸摧毁了远方的城市，动物园亦不能幸免，一只老虎在惊惶之中逃出，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山村附近，由此生发出惊心离奇的故事。一个是在炮火连天中幸存的猛兽，一个是饱受丈夫蹂躏、村民侧目的聋哑女，于此时竟有了不必言明的同病相怜感，而幼年时的外公成为目睹这一切的见证者。女孩与老虎的故事在山村中引起如此大的事端，不能不说是因为整个村庄环境的“异化”，战争阴云的渐次弥漫引发村民潜在的焦虑，而这种焦虑须一个宣泄的出口，于是“老虎的妻子”之称谓及真假掺杂的故事应运而生。在这种情态下，聋哑女孩与动物园中长大的老虎的种种传闻成为战时焦虑转移的牺牲品，而正是于此过程中，外公经历了从稚童到成熟的心理质变。
不死人的故事，自外公的口中讲出，荒诞不经的内容却有着言之凿凿的情致，煞费思量。世上本无不死的人，外公却几次三番地遭遇，且多于战乱的背景下，这让人不由得想起瑞典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有着同样的背景，上演着一样离奇的故事，不过后者的主角为死神，而不死人是死神的侄子（奇异的巧合）。乱世之中，不死人几乎成为世道的一个反讽，其他的生命脆弱之极、朝夕即逝，他却想死都死不掉，苦恼不堪，显然是悖逆的黑色喜剧。外公为何会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或许可以从其经历分析，他是二战与波黑战争的亲历者，自己的职业又是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与离乱，这一切太过沉重的东西若要变换一种方式说出来，那就是传奇的途径了。于理不可有，于情却是有着不打折扣的真切。
而这些故事的讲述者“我”也正在前往布莱加维纳孤儿院的路上，要为波黑战争的遗留孤儿治疗伤痛，于是，“我”的故事和外公的故事如两股线交织在一起，其共同的底色都是战争的疑云。在惯常的环境中，一切波澜不惊，惯常进行，一旦遭遇外部的强力，勿论波及多少，所有的事物均不免逸出常轨了。外公如此，“我”如此，老虎的妻子与不死人亦如此，没有人逃脱得了战争的潜流。
“我”讲述着外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他去世后我才得知的，关于外公成为一个男人；第二个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关于他如何变回一个孩子。”而我们看到，“我”通过回溯与寻觅，亦获得了亲人逝去后的心理代偿，缓解了内里的焦虑。对于作者蒂亚奥布莱特而言，她藉此重回灾难重重的故土南斯拉夫，以文字轻抚自己所踏足的土地及所爱的亲人，大约更有着不为人知的心悸与感伤。（《老虎的妻子》书评/遆存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