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旋律的偏执与虚妄
译成中文约72万字、厚达800多页的《地下世界》（1997）是一本好玩却未必好看的书。好玩是说它通过碎片化、多面化的方式串起了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其间杂糅了反讽、戏仿、黑色幽默、结构现实主义等文学手法，外加闪回、剪切、拼贴等蒙太奇之类的电影方法，使本书看起来活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喜爱文本游戏的玩家定然对之欣喜若狂，但同时，《地下世界》亦难称如《战争与和平》这样完整、线性的小说那样“好看”了。的确，本书人物众多，事件纷呈，时空并置、倒置甚至错置，线索更是多如乱麻，这还不算什么，问题是作者大肆挥霍情节的豪爽比较让人“吃大弗消”。传统小说做法的最高奥义（借用英国作家毛姆的说法）是如中国厨师做菜，鸡爪鸡头鸡屁股什么的，都尽量利用起来，小说家在故事开头、当中安排的某些看似跟情节无关的小道具、小心眼、小情事，都必然要在故事结尾酝酿发酵，就算未必对主旨产生力挽狂澜的影响（如一些类型小说），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有关主题。总之，事无巨细都不能浪费，而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就该果断删掉，云云。
所以有读者在大吐《地下世界》难读的苦水后，建议将小说删掉一半，甚至更多。其实这对于像唐?德里罗这样的后现代小说家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误读。所谓“写小说要有一个中心”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是小说写作的圭臬，我们熟知的西方经典如《堂吉诃德》、《巨人传》，等等，都是散漫松垮无“中心”的典范。当然，德里罗写《地下世界》不是为了实验小说写作理论，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小说的内容决定了小说的形式。如果说“写小说要有一个中心”是小说写作占据主流地位但未必自始就有的一个观念，那么，历史与现实书写中的所谓“时代主旋律”，同样难掩其霸权语境的偏执与虚妄。
《地下世界》就是戳穿这一语境矫饰的最好写照。小说破天荒不是以顺序而是倒叙，来书写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因此，所谓事件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历史“逻辑链”，在德里罗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肯尼迪遇刺、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争霸等“重大历史事件”，德里罗写来就仿佛书中五六十年代贫民窟中用人力踩脚踏车发电的电视中的影像，既模糊又跳脱；而越南战争及反战、黑人民权运动、麦卡锡主义等等，德里罗干脆用晃动的镜头、无聊的闲谈、错位的影像、大段大段的废话，莫名其妙地就带过去了。德里罗倾注心力的，是黑帮、毒品、垮掉派、爵士乐、脱口秀、波普艺术、涂鸦绘画、棒球比赛、马路杀手，还有作家卡波蒂的黑白假面舞会。是否这些东西就很“重大”呢？我们也未必觉得如此，但这些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东西在德里罗笔下的分量是同等的。因此整部小说看起来就像交通指挥中心大屏幕上诸多一闪一闪的小屏幕，以不同的视角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和观点。这种共时呈现的方式使每一个故事和观点湮没于所有的故事和观点之中，即使再重要也变得不重要了。
说起来，德里罗对“亚文化”（这个词同样是霸权语境的牺牲品）的热爱和消解“中心”或“主旋律”的欲望是相辅相成的。同苏珊?桑塔格一样，现代派绘画、爵士乐、欧洲电影和各种先锋艺术启发了他对“亚文化”的兴趣，但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宗教。宗教庄严规整的仪式和教义，使他看到了抽象的信念是如何操控人的思想与行为，并以极端排他的方式扼杀与之不相容的思想和行为。
《地下世界》中，代替宗教取得这种操纵地位的是“冷战思维”。德里罗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描写防空演习中，主持避难的埃德加修女内心的恐吓欲和权力欲，更重要的是，他还以反讽笔法描写了强加到人们身上的冷战思维，又是如何使之舔舐到顺从的甜蜜快感：“这种行动有一种同步行动的感觉……蹲在地板上，姿势与其他人基本相同，这让他觉得舒适，安全”。德里罗随后罗列了一堆应对核爆的规则，这些规则像是自动程序一般，嵌入人们的头脑——服从领导，整齐划一，情绪稳定，把思考的能力交出来，等等；而与之相对的那些物事：社会主义、同性恋、离婚、女权，等等，则成了德里罗塑造的另一个埃德加（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竭力清除的东西。这个埃德加与上面那个修女一样，都患有严重的洁癖。
冷战思维语境中的人生，必然如一叶障目使人变得盲目和短视。书中人无论面对战争、核竞赛、废物处置，或者生活中的情感问题，都仿佛处于一个玻璃罩内，就如德里罗所言，“你已被置于这个系统之下”，又怎能区分被这个“巨大系统连接起来”的橙汁和橙色剂呢？小说最后，德里罗把故事拉回到当代，冷战业已结束，画面照理应该从灰暗变成光明了吧？完全不是。因为冷战固然让出了舞台，统一性的意识形态亦过渡到个体欲望的专门化、类别化，但即使如此，“汇合起来的市场力量却形成一种实时资本”，形成某种更深层次的同一性，“刨除带有特殊性的个别事物，给一切事物带来影响，从建筑到休闲时间，一直到人们吃饭、睡觉和做梦的方式”——乍看之下纷纷攘攘的当代世界，结果不正是“主旋律”的另一个投影？诡谲的是，这个“主弦律”又顶着“多元”的名头，世人对之顶礼膜拜而一点不自知这个“多元”是被预先设定好的。
那么，出路何在呢？是用“亚文化”来逆袭“主旋律”吗？的确，德里罗对“亚文化”带来的道德冲击（书中不乏嗑药偷盗乱搞的）不置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为站在“亚文化”的立场上就刻意回避掉了。毋宁说，他认为道德问题是个伪问题，而“亚文化”本身也不是关键，因为无论伦理还是制度，都是人在做，那么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问题。对此，他借书中一个神父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体验自己民族具有的盛怒和激情，没有以某种方式控制或者引导它们，让它们朝着有用的方向发展，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认真的人呢？”这段话让我想起康德的相关论述，康德说人如果顺应时代的“意志”而活，就只是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因为趋利避害正是动物的本能，人之为人，就是以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后才是善恶问题的选择。
康德已经死掉两百年了，我很想知道，他要是还魂看到今世今人，不知该作何感想。所以，德里罗说人应该充分体验“盛怒和激情”，其意大概跟让一个以伦理道德为宗的神父说出这番大逆不道的话来一样荒唐可笑吧。满纸荒唐言的事儿我们见多了，至于是嘲讽是悲观是调侃，作家大约是不会透露的，我们也只好存疑了。（《地下世界》书评/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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