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梁庄
看完南方人物周刊对梁鸿的报道，才把记录梁庄的这本书买回来。似乎自从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开始，这类非虚构作品开始慢慢登上畅销时代的舞台，前阵子还有褒贬不一的张彤禾（其实就是何伟的妻子）的《打工女孩》。两人都是美国受教育长大的中国通，来自外围世界的审视给这几本书带来不一样的奇特观感，但梁鸿作为地地道道河南农村梁庄出来的姑娘，十几年后再回过头去看故乡，不是普通地看、怀念和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而是以全国三百多万个自然村中的一个为个案，把千万名面目模糊的打工者、留守儿童老人、死亡者之一二还原出来。书整体是以作者回乡对各个人物的访问为主，每一节都会直接引用受访者讲述的原话，其中不少的河南乡村俚语充满了原始的乡土感。按照“今天的救救孩子”、“离家出走的理想青年”、“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被围困的乡村政治”等章节划分，也显得结构明晰颇有条理。
对于几乎没和土地有什么接触的自己来说，等到大学去报社实习之后，才开始对“农村”这个词有了一点点概念。记得那时跟记者去广东一些乡镇做暗访和调查报道，因为我这样一个毫无杀伤力的姑娘不易引起警惕，所以常常会派我去村子里打探。有一次是由线人（差不多年纪的姑娘）带我进他们村子看些资料，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扮她的大学同学，挽着她的胳膊装作有说有笑的样子，但其实手心里攥满了冷汗。
尽管那是个看上去风平浪静，有人在种地有人在闲聊的小村庄，但你能明显地感到人们对于进村的一个陌生人投来的怀疑、不确定的目光，在农村，每个人都互相熟识，谁都没有秘密，外人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相比友善和热情，首先则是警惕。走在鸟语花香的田间小路上，还能隐隐感到不知道哪里投射来的注视，甚至有点脊背发凉。乡村在其田园牧歌式的幻景背面，藏匿着许多不被了解的隐秘。
乡村一直以来是熟人社会、是礼俗社会，而不是大城市里那种以“机械的团结”为基础的法理社会。这种宗族关系像个封闭的生态系统一样，有它自己的调节方式，然而到了近几十年才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外界力量所改变。50年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浪潮，又引发了大型的进城打工大迁徙，在乡村社会还没法对此作出快速反应的时候，问题就已经产生了。
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由老人看管的孩子溺死在河里、苦等丈夫不归的女人服毒自杀、奸杀八十岁老太太的少年、用儿女命换来房子的老夫妻、拿刀乱砍人的狂躁精神病人、出去打工中毒死亡的年轻人。死亡必然是悲痛的，但悲痛甚至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对于死亡赔偿的算计、对于邻里关系的揣摩、对于将来生活的担忧，迫不及待地到来了。用梁鸿的话说，“中国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的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精神需求、夫妻情爱往往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嘲笑、戏谑、回避是通常的相处方式。”
听上去曲折离奇的故事，一方面述说着乡村残存宗族关系的羁绊，另一方面也揭露着某种狂澜正在以无法挽回之力改变着乡村。那些以外人眼光看来农村人的愚昧无知、人情冷漠、锱铢必较、捕风捉影，在一种失调的生态系统下，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引发某些悲剧。如《看见》里柴静采访的那些杀害丈夫的农村女犯人们，利索地杀人分尸埋尸，但你没看见的是她们年复一年、好像栽在水泥中动弹不得的日子。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呢？这才是应该被关注的东西。
真实的故事永远是动人的，讲述者梁鸿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反而容易被忽略。观看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总是更难，常识和经验会帮助你理解，却可能让人失去平衡的眼光。有时候，悲痛、愤怒、惋惜，这些感情会占据你的大脑、影响你用毫不关己的客观态度写出一个故事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何伟写涪陵的《江城》是有优势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记录是应该被肯定的。并不是说，只要我们赋予同情和帮助，就不会出现厦门公交爆炸案中那样无助又丧心病狂的上访者。而是从了解开始的理解，会让这个世界里的人和人变得更加宽容，让偏见得到消弭，让苦难得到一点点救赎。（《中国在梁庄》书评/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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