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散谈人物志
叶兆言的“正业”是小说家，小说作品数量宏富，其中极具特色的是有关民国题材的那部分，如《夜泊秦淮》系列、《枣树的故事》、《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语言有话本文学的影响痕迹，叙述从容不迫，颇具韵味。这显示出叶兆言的传统知识分子审美趣味，对史实与学问的注重是其必然，由此，他分出一份精力匀给非虚构写作即顺理成章了。而对民国时期人与事的书写，显然与他的小说创作花开两枝，不必再演绎为艺术形象，只须着重对史实的钩沉，放出自己的眼光， 呈现出来即可。《陈年旧事》寻出四十八位民国人物，跨界文化、科学、政治、军事等领域，勾勒出一个极具广度的人物志，而那疏淡有致的笔触，大约可以消弭时间与空间带来的无形距离。叶兆言写研究小学训诂的学者黄侃时说，“自己的行当虽然写小说，偶尔也写散文，但内心深处，非常想做黄侃那样有学问的人。”这透露出某些自我兴趣的偏好，虽然不知晓叶兆言对专门的学问之精深程度，但其杂学旁收的广度是令人有几分佩服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如此多逸闻故事。写人物的小传，叶兆言用的更像是小说笔法，颇有趣味性，常常在八卦与正经之间走钢丝，还好，基本都稳住了，没有倒向任一边，破坏文章的平衡。这需要积淀的知识与写作的技巧，更需要作者的识见。
如讲到晚清诗坛盟主陈散原老人，说自己是“字第一，文第二，诗第三”，叶兆言做了一个平行的比方，“好比打篮球的乔丹告诉别人，他最擅长的其实是高尔夫球”。如此这般，一目了然，文人的矫情展露无遗。其实玩这一套的比比皆是，叶兆言又举出章太炎、齐白石的例子，我知道的还有林纾也有这么故作姿态的“谦虚”，反正把翻译外国小说的成绩排到最末，不值一提。当然如果按照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的写法，一定穷搜殆尽，将古今中外的例证尽数写到，不过这对学问的要求太高，对外国语言的通晓更是常人所不及。
对徐志摩的名篇，叶兆言总觉得无法喜欢起来。《再别康桥》，几乎每行都出现“的”，有些别扭；《我所知道的康桥》，“特点是运用了第二人称‘你’，因为这缘故，有些段落让人觉得亲切，然而第一人称‘我’又不断跳出来打岔，忽东忽西，使得文章节奏不断出现问题，真是浓得化不开”。叶兆言对现代名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不自此始，以前他就说过俞平伯的散文文白交织有点拗口，并不算太好，优点在于有才，缺点是有些卖弄才；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选入中学教科书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其堆砌词藻追求华丽的新文艺腔可能会对学生起误导作用，以为这是好文章的典范。说这些需要必要的鉴别力，当然也不能缺一些勇气，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祖父是叶圣陶，许多现代作家都是老人的故旧，评判长辈不得不谨慎些，叶兆言能直言不讳，表明是性情中人。
叶兆言对近现代学界、政界、军界中人实在是很熟悉，如数家珍。其实在他以前的小说里已化用了不少，如今写起人物小传来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不过其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之间的参证还是有迹可循的。如写南京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王伯沆先生，抗战胜利前一年在南京去世，宁愿葬在自家院子里，也不愿和倭寇照面，这样感人的情节被叶兆言借用在小说《追月楼》中。而他对黄埔出身军人的熟悉，在以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作品中早有体现，而最近的新作《一号命令》中，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人，起义进入新社会，遭遇的酸辛苦辣也拿捏得极有分寸。
人非独立而存在，总要生活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中，叶兆言显然对此下过相当的功夫，挖掘颇深。此书中的人物有着一个复杂严密的关系网，牵丝扯蔓，令人眼花缭乱。如陈三立的儿子是陈寅恪，俞大维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生的儿子娶了蒋经国的女儿；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嫁给化学家曾昭抡，另一个妹妹俞大綵嫁给傅斯年，而曾昭抡和妹妹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后人。若再论起师生、同门之谊，那覆盖面更是加大许多。当然，叶兆言也是有意识为早期两江师范、后来中央大学、如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先驱者、老教授立传，为了或被忘却的人与事。
叶兆言是闲闲写来，我们是闲闲读来，发思古幽情，却无沉闷之情状。这些篇什看似悠游自在，全不费力，但细细想想，钩沉如此多的往事人烟，哪是轻易可以做到？难得的是，这一切并非刻意求得，非为发掘而发掘，只是小说家叶兆言“正业”之外的余兴而已，他自己未必太当回事。而我们看到，文章的好处，也正在这份自在里。（《陈年旧事》书评/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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