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的笨拙的好
阿乙的比喻经常是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写两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年农村妇女为丢了一只鸡牵连的公道，淋漓地骂架。阿乙写道， 吴海英便吼：“今天你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偷吃了你家的鸡，说清楚再走。”“我没说你吃了，是你自己说你吃了。”
“我哪里说我吃了？”
“吃了就是吃了，不就是一只鸡，对不了证的。”
杨村此时正下着雨，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冷静看那张湿漉漉的脸，狠抽了一记。钟永连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脸也变形，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因此悲啼一声，撞向吴海英，后者连退数步，坐倒在地。吴海英匆匆爬起，揪住钟永连的头发（像揪一把稗草），又扯又拧，直到将钟永连拽倒在地。人们赶来时，发现钟永连匍匐于地，一会叫丈夫的名字，一会叫儿子的名字，那吴海英在一旁搓手，她的丈夫叫她回，她不回，说：“是她先诬陷我偷她鸡的。”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说：“还说。”有几个女人去拉，刚拉起，她又扑下，不一会手脚抽搐。
“装。”吴海英说。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她的丈夫将她往屋里捉，她却仍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她诬赖我偷她的鸡，我要偷了我撞死在她面前。”钟永连坐起来，用手指戳她：“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
“要是我偷了，今年我的儿子死。”吴海英说。
“看是谁的儿子死。”然后钟永连又说：“我就不信。”她说的如此果决，以至回到家后多少觉得讨到一丝公平，她顾影自怜地抽泣，睡过去。第二天早上，那只鸡回来了，羽毛湿答答的，腿上扎着红布条，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她将它偷偷抱回家，弄死了。
两个比喻，“杨村此时正下着雨，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和“腿上扎着红布条，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都可以说是错的。这个场景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熟悉省略号和隐士，不会在雨中感到省略号竖起来下落时拉长的凌厉，即使听说过隐士故事，也不会称他们为隐士（大概是倒霉蛋、野人、男白毛女）。
当然，比喻可以是上帝视角的比喻，不总需要描述人物的感受。但是，如果省略号的比喻后紧接的是两个妇女的相互观看（“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冷静看那张湿漉漉的脸，狠抽了一记。钟永连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脸也变形，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因此悲啼一声，撞向吴海英，后者连退数步，坐倒在地），那么，一个全能视角下的知识分子比喻紧连着人物的深视角（deep point of view － literally speaking）和心理活动，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可以说，阿乙的语言和比方经常都笨拙。是一种出戏的、不合时宜的笨拙。我怀疑假如是《纽约客》小说编辑读，会要求他改掉所有的这些比方。但这也是一种有力的笨拙，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硬气，因为它不断地（以各种不合时宜的方式，在各种古怪的地方，在各种叙述平顺的地方）警醒读者：上帝之眼存在，那和正义、慈悲、酬答、往复或许有关。这些都大于场景，大于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给作者的诱惑（聪明、观察能力、准确性），和给读者的诱惑（谁不想入戏？谁不想看文字如3D？）。
这就像阿乙最喜欢的一种开篇，譬如他早期的《在流放地》：
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会看到沟渠似的海洋、鲸脊似的山脉、果壳般的岙城派出所，以及蚕子大小的一张桌子。桌子的南北向坐着警校实习生我和小李，东西向坐着民警老王和司机，四个渺小的人就着温暖的阳光打双升。 扑克天天在打，当时的我只觉一夜没睡好，像是被绑架而来，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觉得吊诡。 有时一些俗语也是吊诡的，比如“百年修得同船渡”。
或者像《翡翠椅子》，开始得如此干脆：
根据信人讲的真事改编。
出戏的笨拙比喻不准确，正如红灯让交通缓慢。有时阿乙做的工作类似于设置路障：让人物在情节中磕磕绊绊，用一种笨拙的语言和出戏的比喻，让读者不要陷入过分的流利中，让作家不要自我陶醉于滑腻的讲述。
完美的短篇小说必须是不完美的。世界这么远离完美，剁下它的一角而施之以完美的形式和语言，又以完美模仿完整，那种自得其乐的创造将是渎神的。当然，渎神向来都是种诱惑。
我喜欢阿乙。我可以看很久他的这种句子，“ 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说：‘还说。’ ”（《春天在哪里》书评/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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