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漩涡中的文苑纠葛
李辉写身处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身影，好处是并非从史料到史料的爬梳辨析，而是自己即参与其间，作为记者、编辑及后学者追从那一个时代、那一些文坛耆宿，见证着历史的荧光、现实的纠葛，成就《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由于有着亲历的切近，作者把握及书写自风雨如晦中走至新时期的老人们之行止与心态，就有了婉曲的体贴与同情的理解，不再是无体温的历史存在，也给予我们走进上一时代的契机，与见识人事迷雾后的多种可能性。对于人的多元及人性的复杂，丁玲是极佳的审视样本。早期的才华惊人的女作家，到投奔延安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整风时期的受批判者，直至“丁陈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丁玲经历了太多的时代风雨。在北大荒忍受苦难二十多年，动乱结束后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文坛，备受大家的期待，希望她能在反思潮流中发出自己的新声。但令人意外的是，当年的右派却义无反顾地“向左走”，频频对新时期文学有批评之辞，于昔时使她蒙难的文艺观持维护与坚持的姿态。这其中的缘由，自然有理想、信仰等大的因素，但与周扬的恩怨亦脱不了干系。李辉说，“两人之间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地位的差异，是否有可能更直接地、更内在地导致晚年丁玲，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依旧与周扬相对峙的位置。在一个新的时代此起彼伏的潮流涌动中，人们将一再听到他们之间发出的相异甚至相斥的声音，两个人的晚年形象也由此而完成了自我塑造，定格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场景中”。而丁玲未公开挑战周扬，却将矛头指向沈从文，表面不可思议，其实与她这一时期的思路若合符节，受伤害的当事人沈从文看得极清楚，“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的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一事件导致两人的关系破裂，沈从文柔弱可欺，但施加者丁玲又何尝获得什么？她缓解历史隐痛的举止，大约只带来新的现实纠葛。而历史的复杂在于，丁玲最后的岁月创办《中国》杂志，积极约请当年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还有新时期的遇罗锦、白桦、北岛、顾城、蔡其矫等，与她曾经的政治表态构成强烈反差，这种矛盾是否说明存在两个“丁玲”：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文学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家的潜在自觉应该占据了丁玲的主要意识。
李辉对贾植芳这位恩师的敬重，使他对“胡风冤案”成员们格外关注。新时期到来，落难者纷纷归来，后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集体亮相，成为一个历史的定格。李辉写作之路的一本重要著作《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即是萌生于此。而遗憾亦是有的，作为记者的李辉，极尽心力地采访与搜集归来者事无巨细的资料，但由于先入为主的感情因素，并未采访与接触周扬等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一个缺憾，且无法返回重来了。不过后来他采写并整理出《是是非非说周扬》一书，算是为历史的复杂性做了些许弥补。
新时期新锐的崛起与发展，亦闪现着老一辈的身影。李辉跑文化口的新闻，与北京人艺联系极多，接触的如林奕华和高行健，二人联手，开创了中国话剧探索的新路，与曹禺（时任人艺院长）的帮助与支持是分不开的。高行健调入人艺有着曹禺的首肯，而林、高合作的《绝对信号》引起了巨大争议后，曹禺的鼎力支持更是有着“定风波”的作用。从此中，可以看出晚年曹禺的多面性，以及一位天才艺术家的痛苦与纠结。曾经的长年动乱，使曹禺的精神状态陷入极大的困扰与扭曲中，即使阴霾扫去，他仍未挣脱旧日的羁绊，在八十年代的“《苦恋》风波”中，曹禺“跟风特别紧，批判别人用语特别激烈”，引来许多人的不安与关注。但他内心究竟如何，恐与台面上的表态是相异的。如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老友巴金的《随想录》，曹禺忽然说：“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举座皆惊。另如有名的黄永玉来函：“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曹禺不以为忤，郑重地将信夹在大相册里，且在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京时读给他听。庸人的随波逐流与艺术家的真诚，在曹禺身上奇异地混杂，不知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而对林奕华、高行健艺术探索的鲜明呼应，不仅是一种心理的代偿，更是艺术家梦想抑制不住的折射。
李辉的友人，八十年代初很出风头的小说家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发表，为她惹来了不少麻烦。在“清污”运动中，张辛欣的这篇作品首当其冲受到批判，不仅毕业分配没了着落，且躲避出京，而“避风港”就是上海巴金老人的家。巴金对她说，“辛欣呀，你挨整，你别在意，我这一辈子从头就挨批。”巴金收留年轻人，和他新时期写作《随想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勇敢地面对时代，说真话，反思过往的一切不堪，让新一代明晓真相。说真话朴实无华，却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即使揆诸现今，巴金的某些真话仍无法兑现，更无人敢提、愿提。从大处着眼，因此巴金劝萧乾“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个人的恩怨不要太过纠缠，要从更高层面尽心历史反思。老友的提醒，使萧乾晚年的创作开创了新局面，“不带地图的人生旅行”，有了长足的发展。
八十年代，距今不算遥远，但时时令人有回顾天宝遗事的感喟。而处身其中的文化老人，大约更是况味杂陈，因为他们如层层累积的岩层，新时期的到来并非单片的存在，而是在岁月叠加之上的再谱新曲。这新曲多半无法昂扬，源于太多的磨难陈陈相因。有识者探究此中难言的隐痛，或许可以提示我们曾经存在过的时代，曾经纠结的人与事，以镜鉴我们的今天貌似混若无事下的某些潜流。（《绝响》书评/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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