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医患关系
“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里是最温暖的地方，也是最冷漠的地方；这里是寄托希望的地方，也是陷入绝望的地方；这里充满着慈爱、悲悯、敬畏，这里遍布着傲慢、冷漠、贪婪；这里是最光明的地方，也是最黑暗的地方；这里通往天堂，这里连接地狱。” 《中国人的病与药》中，作者王一方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一段来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医院已经成为了医患间误会、摩擦与冲突的伤心之地。书的封面上写道：“据统计，中国人一生中平均要去59次医院。”
我粗略地回想计算了一下，上半年我就去了两趟医院，还不包括某医院没看好然后又换了一家医院、以及带孩子去医院的事情。可见，对于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而言，医院是多么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一生去的次数又何止59次！
但是，这个地方再重要，却着实让人爱不起来。你只见过宾馆饭店的迎宾小姐对你说“欢迎再次光临”的，你何时见过医生护士对你说“see you soon”的？他们要是敢这么说，你还不把医院给拆了？！
医院真的是一个能让人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进行哲学反思的地方。
如作者所说：“宿命之下，不病不痛是奢望，不老不死是妄想。养生、救疗、康复、长寿永远充满无限诱惑。”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怕死。”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人们说“不怕死”时的真诚、勇敢和坚强。但是，在生的面前，当你生命中的诸般美好都一一展现时，人们会更加留恋这个五光十色的美丽的世界。
就像于娟在《此生未完成》中说的，因为对亲人的不舍与牵挂，所以她特别想要活下去，甚至因为这种求生的欲望而让自己的心智被蒙蔽，竟然被江湖术士给骗了。
“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肉身无法永恒。死亡是肉体生命的归途，爱永恒。向死而生，短暂的生命才有意义。”这段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着实是难。
我们太渴望生之美好，所以我们才不得不珍重、善待我们的肉身，一旦肉身有疾、有不便，便赶忙来医院进行修补。
可是，现在的医院，哪里有让我们放心的净土呢？
甚至在挂号交费等待医生看病时，一旦看到有人拥有不用排队的特权，我们都会心中既妒且恨。可这又是多么平常的事情啊。医生也是人，也有亲属朋友，也会用自己的特权去照顾亲朋。
只是，这样的医患关系至多浪费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烦躁不安。怕就怕那些来历不明的药、要不要给红包的纠结，这种对医生的医德、医院的信誉的怀疑，才是倾倒大厦的根基的致命之处。
现如今的医患关系其实正是社会上的患者们普遍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的信任的丧失。
的确，有些医院和医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小病大诊、轻病重药”的情况。患者一走进病房，医生瞄了一眼，就立马开单子让患者去查这个指标那个指标的。一圈指标差下来，再买上一大堆的或许有用或许没用的不可考的药物，真的是像被扒了层皮，钱包严重缩水。
作为一名全职太太，有一阵子我老公连续出差。出差回来没两天，作为伸手党的我告诉他我手头没有现金了。他先是奇怪——画外音：咦，明明每个月给你不少的现金啊啊啊，怎么就木有了？后来他自己恍然大悟地说：“啊啊啊，我忘了前些日子你去了两次医院！”
卖葛滴！我的现金就是在医院流失的！我的银子大概来源于三部分：现金、支付宝、银行卡。我最烦刷卡，像我这种算术不好又从不记账的人，一卡在手，就不知道自己用多少钱了；而医院又不是淘宝，不收支付宝；所以我只能用现金。
说实话，我去了两次医院，以3天为一个疗程，给我开了两个疗程的药，做了两次人工和机器检查，最悲催的是——两个疗程后我的病还没好，我不得不换了另一家路程远一些但是比较靠谱的医院。
说起机器检查的事情。这本《中国人的病与药》和张羽的那本《只有医生知道！》上都说了，不少机器是医院集资买的，所以为了取得回报和盈利，医生只能忘记自己的医德，什么都不问一上来就让患者去做机器检查。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怀孕的时候一共做了5次B超检查，而正常的次数应当是不超过3次。这其中的一次是在我非常健康、没有任何不适、更谈不上宫外孕的迹象的情形下让我去做的例行的宫外孕检查；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为了得到单间产房而转院。
Kao！我花了银子事小，关键是，后来当我得知B超有害、B超检查不能超过3次而我显然得超过3次的时候，我整整担了七八个月的心，生怕因为这个无良庸医的昧着良心的事情给胎儿造成不良影响。你若能懂得一个准妈妈的爱与痛，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害怕。
更何况，如这本《中国人的病与药》上所说，机器是会说谎的。
再说说书中提到的“感冒经济”。
还是拿真实的事情举例。几年前，就听说我老家的某大医院将一个普通感冒患者给看死的事情。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Kao！看个普通感冒还能看死人？又不是非典、各类致命的流感。
后来，省里派人来检查该医院的工作。据内幕消息说，当时检查人员看了住院部的病历存档后说的话是：这些病人怎么可能都出院了？这些重药都敢乱用，病人怎么能不死？竟然还能活着出院？
而事实是——这些病人真的没有活着出院，只不过存档都将他们的归宿记载为“病愈出院”。
如此，就不难理解，看个感冒还能看死人的事情了。
正如《中国人的病与药》中所说：“感冒经济”是一个“局”，一个迷局，一个浊局，极端的案例还是一个骗局。
但是，书中将这个局的原因大部分归于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可是我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像我上面说的这个例子，有这样的history，谁还敢把自己的至亲往这样黑暗的鬼门关里送？当然，也有不信邪的。可是结果又能如何呢？
几天前我老家的一个走动较勤的远亲刚刚过世，死因正是这家能把普通感冒患者看死的医院的医疗事故。而此前亲朋们正提醒过这位远亲，让他去更好的医院。
于是，有人会引用《武林外传》中那句经典的台词——咱上面有人。
于是，又有俗话说，有人好办事。
于是，撒开人脉关系的大网，总能找到一两个医院里的熟人。
实在找不出熟人的，也有办法。这就衍生出了红包经济。用红包去创造熟人，更买得患者自己的安心。盖老祖宗有云“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
但是，熟人又能如何呢？
不可否认，我自己生孩子要单间产房的时候就是“熟人”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的确存在着众多的医院“熟人”受益者的患者。
但是，医院就像是一个大社会的小缩影。宰熟的事情依然时有发生。
《中国人的病与药》中“周国平的‘痛’”一节中，讲述了周国平的那本《妞妞》的故事，而妞妞无疑是宰熟的牺牲品。
我只能说，这样的悲剧与医生道德的沦丧相关。
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这种医患关系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医生的职业素养、道德品质的下降所造成的，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
有朋友的父亲是著名的脑外科专家，据说一台手术收入过万。
但是，《中国人的病与药》中多次提及医生的收入较低。
尤其是，医生这个职业还是高风险的，需要身心的投入不说，动辄就可能陷入医疗纠纷之中。
高风险，低收入，难免让一个意志不够坚定、道德感不够强烈的医生心理失衡。
而“一个医生，受了十几年的医学教育，而他的服务费那么低，不足以弥补他的服务支出，于是他就找侧支循环，正路不通他就走邪路，拿回扣，索要红包。”
其实，这种“准权力寻租”的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医疗领域，只不过，当医生手中的权力与人的身体健康、生命这些基本的人权挂钩时，便显得格外地突出。
对于患者来说，无论是患者拿红包买心安，还是找熟人，其实内心里已然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源自何处？
当然有我上面扮演的道听途说的传播者的角色在内，还有一些媒体的失实报道。
就像前一阵子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保温箱烤死婴儿”事件。网民们虽然没有经过考证便忙着散布消息，但是前提是——他们的内心深处的义愤被人激发出来加以利用了。
这种负面新闻尤其是负面虚假新闻的传播特别不利于医院的声誉。
其实，我自己也该检讨一番：我上面讲了好几个例子，是不是也在破坏医院的声誉？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甚至有一种所谓的社会责任感让我将这家医院的种种不好告诉潜在的预期的可能的受害者——只是，我的这种所谓的责任感不也像那些未经调查便传播消息的网民们一样吗？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中国人的医与药》这本书对于医患的困境多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副标题明确定为“沉思”。虽然思想上够有深度，但是作为畅销书来说，有了深度，难免将一些追求“易读”效果的读者排斥在外，不利于更多的人阅读并且思考。
而且问题一旦上升到思想与哲学的层次，难免会重理论，重理论的后果就是脱离实际。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对解决这种医患关系的困境的方法欠缺实践性。
比方说，书中提出了“好的医生”的标准：“好的医生不会唱道德高调（把病人当亲人），而是将病人视为失去健康的‘好朋友’，付出善良、悲悯、无私的爱、技术手段的毫无保留（包括有风险的探索性处置）”。
但是，作为读者，你觉得这个标准实施起来可行么？
不敢奢望“医者父母心”，便来求“医者朋友心”，这其间的区别又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引用法律上的“谨慎义务”一词，只要医生能够在其职业知识、技术的范围内对患者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ta就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而这种现实中存在的医患关系，如果要用哲学理论来解决的话，又或者只能靠黑格尔的那句“存在即合理”来解决了。
医生们与患者们各自磨合着彼此的关系：你拿你的红包铺路，我找我的熟人套交情，你昧着你的良心道德，我偏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医生……
或许，大浪淘沙般地磨合后，最终形成的、让彼此都适应的关系大概就是最适合当下的。（《中国人的病与药》书评/So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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