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记忆对抗遗忘的书写
我们完全依赖于记忆而活，但从不觉得记忆有多么重要。生活的一个悖论就在于，那些习以为常的拥有就该是理所应当的存在——存在即合理的合法化说明。我第一次察觉到记忆的不可靠，对其产生恐惧，是在涉猎英文时，无论我如何反复背诵那些英文单词，就是无法让它们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归属感。当发现读书越多，记忆反而愈发脆弱时，我转身采用了另外一种曲折的方式储存记忆：不停地收藏图书，让记忆的碎片固定成文字的序列，白纸黑字的永不变更，只要发现我的记忆出现了模糊，就重新从重复的阅读中找寻蛛丝马迹。就仿佛自己的记忆无法依靠，我可以购买别人的记忆弥补自己的缺憾。记忆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阅读，一种写作，而且两者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从未想过当记忆无法表达发声，无法书写成形，思想的澄明又有何用？2010年去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自从身患一种叫做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后，就开始陷入了一种记忆无从表达的恐慌之中。这种病症的独特之处在于，患者的躯体会陷入瘫痪，肌肉会变得麻痹，声音也会慢慢丧失，但是唯有感觉与思想可以保持清明。换句话说，你的记忆不会消失，但是你无法书写，无法表达，无从发声。失语成为了患者的真实与隐喻的双重指涉——这是一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从2008年患病开始，朱特就陷入了一种即将失语的恐惧，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记忆如果无从表达，变成一个人内心的独白与呓语，就丧失了交流的真正的意义：“无法再进行交流的我，空前地感到交流之于共和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我们赖以共同的生活的方式，且是共同生活的意义之一。”
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对失语的恐惧，对交流的认同，对记忆逐渐模糊的认知，在丧失真正的语言能力之前，身卧病榻的朱特通过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截止到2010年的5月，他完成了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沉疴遍地》，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各种话题的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一份公开的讲义，以及二十五篇关于生活回忆的小品文——这就是本书《记忆小屋》的由来。人在绝境之中所能焕发的力量令人敬佩，但是这种人之将死，对记忆的回忆往往会透露出某种灰暗而绝望的虚无——但在《记忆小屋》中我们却从未感觉到这是一位遭受病痛之苦，即将辞世的病人，除了开篇略微提及他身患的病症，朱特很快就从病痛中抽身而出，开始将他一个个难熬的夜晚梳理出来的记忆片段，渲染成篇，将想法诉诸话语，让孤独的话语进入公共场域，形成一种交流的文本。我们看到了一篇篇充满了无数温暖而不煽情的文字，也领略到了一位历史学者对他学术生涯的某种细腻而审慎的省思，对他生活过的世界以及过往的历史清晰而大度的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朱特属于那种典型精英式的历史学家，看似保守，却抱持着一种久远的革命精神；但是不像大多数的左翼的革命者，他对革命的认识又掺杂着个人经验中对革命的天然警惕性，对各种主义都会敬而远之。这是他独特的经历与身份归属使然。身为东欧犹太人的后裔，朱特生在英国，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以留学生的身份在巴黎高等师范深造，修习的是欧洲史，后来又去了美国的大学教书，六十年代三次还去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参加劳动，这些独特的经历放在任何历史学家身上都不多见。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身份可以约束朱特的归属，这些繁复的经历反而使他具有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与胸怀。在《边缘人》一章中，他写到：“我更欣赏边界：不同的国家、社区、立场、喜好和根系相互碰撞的不安的地方——在那里，‘世界主义’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在最终章的《魔山》里，他写到：“我从没有将自己视作在哪来扎根的人。我们凭机缘在一处而不是在别处降生，又从一个地方渡到另一个地方，如此漂泊一生——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大多数地方都混合了各种回忆：无论剑桥、巴黎，还是牛津、纽约，都会在我的心里唤起万花筒般缤纷糅杂的际遇与经历。我如何回忆它们，取决于我当时的心情。”
回忆是唯一的凭借，历史学家是唯一的职业归属——甚至这一个特殊的身份都被他的自嘲给解构掉了：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也许正是这种杂糅的、无法定义和归类的各种身份之间的穿越置换，让朱特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群像中显得格外突出、耀眼。在我的阅读谱系中，朱特是可以归于雷蒙·阿隆和加缪一类的“时代边缘人”。我故意舍弃了“知识分子”的称呼，是因为朱特在巴黎求学的经历亲身验证了他对知识分子这个称呼的破灭。法国巴黎曾经有加缪、萨特、阿隆、福柯、巴特、布迪厄等耀眼的群星。正是受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吸引，1970年，朱特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这个法国知识分子生产的大本营。但是他亲眼领略到的却是这个群体的日益衰落：“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竟然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朱特身在巴黎这个世界革命的圣地“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在朱特看来，法国知识分子对过革命的处理更像娱乐，“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的确有些分不清了”。
朱特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都写在了他的书中，以《重估价值》的人物为代表，他称之为新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既不拥护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是从东欧和中欧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社群，对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对各种主义的革命抱有远距离的观照。朱特是这群二十世纪“文人共和国”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他们的仰慕者，去世后也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同类。
《记忆小屋》是一本类似回忆录性质的自传，但是不拘泥于严格的文体与形式，话题的跳跃性，主题的杂糅性，回忆的怀旧与感伤、文字书写的随意性都让这本小书难以归类。但这种难以归类的特质正是朱特自身的精神写照。他遵循的是记忆，书写的是历史，对抗的是时间的摧残，留给我们的却是充满独特的个人魅力的思想。（《记忆小屋》书评/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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