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陈寅恪的本相
陈寅恪无疑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一段传奇。这一传奇，因着陈寅恪本人显赫的家世与杰出的学术成就，因着后来者有意无意间的过度尊崇，因着思想界以先贤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之故伎，越发显得云山雾罩。久而久之，陈寅恪的本相渐失，眼看不少人已经将陈氏捧进中国学术之全神堂。陈怀宇先生《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一书，则对陈氏一生尤其是早年游学经历与学术源流做了真切的讨论，堪称近年不多见的力作。本书主要研究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世界学术背景，特别关注陈寅恪时代国际东方学与西学对其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的影响。作者追访了陈寅恪留学欧美的历史踪迹，尽量重返历史现场，围绕陈寅恪留学时代的交流与师承，展开了颇为有趣的学术侦查。第一章勾勒出陈寅恪哈佛留学的生活与学术环境，特别通过爬梳哈佛出版物的记录、重访陈寅恪在哈佛附近的迁徙路线，追寻了陈寅恪在剑桥颇为动荡的生活，以及他在哈佛的诸多同窗好友，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陈寅恪早年生活世界的了解，堪称陈寅恪研究的极大推进。
第二章，作者利用新材料，推进了陈寅恪早期与德国学术界的联系的相关研究，说明陈寅恪从1921年秋入学柏林大学一直到1926年回国，一直作为德国东方学会成员参与学会活动，作者还对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的学术交游进行了考察，尤其注意从欧洲汉学史发展的脉络，强调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学术选择，极有可能受到白乐日的影响。
第三章，作者以三个议题为中心讨论了陈寅恪周遭的学术世界，将其纳入当时的东方学谱系，对其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评估，并探讨了其论著中所反映的西典，以及他的历史学研究成绩在欧美所获的荣誉，穿插了很多有趣的考证，也揭示了陈寅恪所获殊荣背后的其他因素。
第四章追溯陈寅恪早期在清华开设的所谓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在德国学术史上的源流，极为细腻，堪称学术史与书籍史结合的精心之作。第五章讨论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如何关注“东方”佛教，认为这种关注改变了19世纪以来传教士普遍以殖民主义立场看待“东方”文化的视角，而这一变化的背景，则是20世纪初欧美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危机。作者相信，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视界也对当时留学异国的中国青年学者产生了影响。第六章提示了佛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他者如何在学术史上被发现、重视、构建的历史，并以王恩洋为例探讨了当时佛教与欧洲流行思想源流之关系，还尝试着与日本佛教界的情况进行比较，为下一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深度的铺垫。
第七章以陈寅恪为例，试图说明作为一位在欧美接受现代思想和学术熏陶的学者，陈寅恪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待佛教、从事佛教研究。作者认为，陈寅恪的学术立场兼具欧洲东方学文献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特质。一方面，陈寅恪在欧洲受到很好的近代东方学训练，对佛教史料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客观的观察和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陈寅恪自身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客体对象，他对佛教的论题选择仍反映了其中华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发掘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陈寅恪学术立场的交错复杂，这在此前王汎森先生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中的学术与道德之关系时曾有相关的精彩解释，今后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可能需要更加重视这种学术立场与个人因子的复杂状况，方能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此前七章是以陈寅恪为中心，关注其在西方的心路历程的话，那么第八、九、十章除了梳理陈寅恪与赫尔德之学术相关性之外，更加关注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侧重以中国近代的史学、美学、民俗学为例，来讨论近代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重心放在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这一看似与全书主体关联度不太紧密的考察，其实提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即民俗学、外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需要更加多元的视角。
第十一章又回到陈寅恪，以其为个案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个人和民族曲折命运中所面临的自由与生存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说。可能会让以陈寅恪为酒杯浇胸中块垒者失望的是，作者在论述陈寅恪的“自由”言说时，显得平实而克制。时常一袭长衫与布袍的陈寅恪，写旧诗，做文言，然而实质上却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现代学者，其学术表述最大限度地遵循了现代学术制度。作者强调陈寅恪的“自由”观与其家世、性情、儒家与道教的影响皆有关系，尤其注意到迥异时流的陈寅恪对于少数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切。作者对于圣经、周一良字号、周一良母校——燕京大学校训与陈寅恪晚年谈话中的今典的解读，极具洞察力，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有别于一般陈寅恪研究者的优势在于，他既从事中古历史研究与佛教研究，又关注中西交通史与敦煌学，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路径相当熟悉，不是一味去“仰观陈寅恪”，而是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陈寅恪的事迹与学术成就据实直书。这使得有的陈寅恪崇拜者或许会比较失望，因为本书中所呈现的早年陈寅恪，至少从其留学经历与学业成就来看，或许并非那么优异。
在评估陈寅恪的受学经历与学术造诣上，作者尤其强调海外学术制度的形塑作用，他注意到哈佛的学术制度对陈寅恪学习的影响，也观察到哈佛学术聘用制度对钢和泰学术生涯的影响，对欧美东方学的学会制度、欧美的佛学研究制度之发展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使得读者在惊讶于作者的判断时，又不得不深深佩服作者分析之有力。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死于字下，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更展开了合理想象，在悉心梳理欧美当时的学术流派之后，将陈寅恪与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这一探讨，使得陈寅恪的种族文化观等学术支撑点，有了更深入的解释。这一观察，使得读者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源流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可以说远远超越既往陈寅恪研究者之上。
正如标题所揭示的，这一研究也给后来者提示了一条研究历史的坦途，比如日本时期的梁启超、美国时期的胡适、英国时期的罗隆基，等等，以及罗素、杜威、泰戈尔在中国，这些题目当然有人注意过，不过像作者这样细腻而多元的勾勒，似乎还有待于来者。
世人都极为熟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甚至成了一些人解读陈寅恪的十字箴言，其实陈寅恪还强调过的“批评态度”，或许就不太为世人所知了。陈怀宇此书很重要的一点是，提示我们怎样以陈寅恪的态度来研究陈寅恪，以“批评态度”来面对一切历史对象，哪怕是俨然已被某些人神圣化的事物。（《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书评/时间与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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