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了才优雅
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已很好地概括了阮义忠在影像和文字中想要表达的主题，此即“失落”与“优雅”。“优雅”是一种他试图传达的态度，也正是他通过摄影要捕捉的那些“最好的瞬间”，在书中，他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遗憾：那些“优雅”几乎在其被定格的瞬间之后就已稍纵即逝，在多年后的今日更难复现。然而颇可寻味的是：也正是因为其“失落”，才成就了其“优雅”。这组照片大多拍摄于1977-1983年间，那正是台湾经济起飞初步完成的年代，社会形态新旧交替，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所受的冷落可谓空前绝后——在此之前，那曾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而在此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传统生活方式重又吸引了许多人的怀乡情绪。和许多经历了相似发展阶段的社会一样，当时奔向工业化的台湾也充满喧嚣与浮华，年轻人都挤进都市寻求机会，然而在阮义忠的镜头里，你看不到那个镀金年代的亢奋，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平静、安详、乃至总带着几分没落和凄清气息的村镇生活。
他笔下满是这一类对比。他说：“回想拍照之初，台湾很多传统东西都被认为是落伍的，被民众急着抛弃，大家的眼光都向前看，老东西不管好坏，能扔就扔。”许多珍贵的老建筑就这样被毫不可惜地拆掉了。台湾全岛保存最完整的老街——新竹湖口，1981年时“街上空空荡荡形如弃城，青壮年向往城市繁华，留在故乡的尽是避见生人的孤独老者，或是正在读书的学童”；如今游客云集的台北九份山城，1979年他初访时“那些密集紧挨、盘踞在陡峭山壁的矮小房舍，几乎间间人去屋空，快成了荒城”。至于乡村就更是了，1977年的苗栗南庄只是“一个平淡、平凡、平常却轻安自在的小村”；而1979年的南投鱼池乡，“散布在水田周围山脚下的四个村子，连间餐饮店也没”。那个年代也没有任何旅游指南，每次旅行都像是难料失望还是惊喜的探险。而如今，所有这些地方，都已成为民宿满街、喧嚣躁动的旅游胜地。
这种感受，我们如今读来也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相同的变迁，也在大陆处处发生。不论好坏，这种“失落”，几乎是难以避免地会到来的，而更重要的，则是伴随着失落而来的“失落感”——一种对不可避免的消逝感伤的心理，因为人们很快就会对“进步”感到厌倦。
阮义忠本人的心路历程也是生动的写照。他在全书末尾说，自己年轻时“成天想的却是离家。我要离开宜兰到大城市，我要走向世界”，那正是社会在亢奋发展阶段时几乎所有年轻人共有的心理。然而到了台北，他又感到迷失与怀乡。在他拍摄这组照片时，三十岁左右的阮义忠，眼里所看到的已不是大城市和世界，而是失落的故乡。它也由于失落而被美化，甚至当年要在火车上忍耐烧煤带来的满车厢煤烟味，回想起来都带有了乡愁的味道，不像如今洁净便捷的快车，“跟乡愁已经扯不上关系了”。
不难注意到，书中的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这比彩色照片更能凸显那种怀旧气息；而且在构图上，多数照片上的人物都显得有些难以言表的孤独感——不止一幅照片拍的是单个人的背影。那显然是一种有选择的呈现：在时间上，它们位于过往；在空间上，则远离城市。换言之，在摄影家看来，只有在那一特定的时空之中，才曾经存在“优雅”——它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非有关未来。在这里，“优雅”实际上是一种过往生活方式的结晶与呈现，而它已经被工业化进程谋杀，只在照片中留有一些残余物。
这种怀旧本身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抗，或者说，用一种简单的怀旧来对抗一种简单的进步。当然，他并非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事实上，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就不断有人怀念逝去的田园生活，对于乡村英格兰作为一种自然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破坏而一去不复返，英国文学中的田园主义传统向来认为这是一件令人叹惋的事。人们还常常认为，这种决定性的转变就是在他们自己有生之年发生的，因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怀旧。阮义忠说“我总觉得农业社会就像是人类的童年”，这话也早有人说过。借用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的话说，“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受，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
从这一意义上说，阮氏通过镜头来观察那个失落的世界，这看上去像是怀念，事实上却正表明了他已与之分离并疏远，因为若非如此，他是不可能将之变成自己观察和拍摄的对象的。在序言中他曾引前人的话说，摄影中“最好的那瞬间，我总是错过”——尽管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那些最好的瞬间他似乎并未错过，但他之所以有此想法，大概也因他深知，真正美好的童年瞬间，是在他端起相机之前。
无论他为那个失落的世界定格了多么美好的瞬间，无论他如何阐释那种“优雅”（他对此似有不同解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所定义的“优雅”，是在事后逐渐形成的，而非在当时的情境下产生的。他的许多解说，与其说是在肯定过往，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否定现在，这种对比最明显的就是他所说的：“比起现在，那个年代可是什么都有个数，任何人做事都讲究分寸、道理。”抱有和他相似看法的人，不但不少，大概还是后工业社会的主流，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眼睛发现了那些失落的田园，才使那些地方充斥着游客。那些游客并不只是令人讨厌的喧嚣嘈杂的人群，他们只是迟来了若干年的、同样需要怀旧、并消费怀旧的一批人。（《失落的优雅》书评/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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