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遭受进步之苦的人
中国近代史常被视为一浪浪不断进步与变革的潮流，用孙中山的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日益激进化的洪流中，但凡不能跟上历史脚步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值得怜悯的（虽然事实上没几个人能始终跟上这一步伐），昨日的革新派不数年就会发现自己被斥责为顽固守旧，而那些坚守传统思想者的个人命运及对现代化本身的反思，却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乡居在太原近郊的普通士绅刘大鹏恰好可以为我们展示这一点：他留下的长达51年的200本日记，几乎构造了一个值得不断审视的微观世界。不肯进步的人
刘大鹏的一生并未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个普通的乡绅，中过举人，但三次考进士均告失败，之后就一直在太原近郊的家中，除偶尔参与县议会及经商、耕田，一辈子只是在家写作，但直到1942年去世，他的任何作品均从未出版。假如不是他的《退想斋日记》于1990年摘要点校出版，恐怕世人至今也不会知道此人，更不会有一个西方汉学家专门为他写一本传记。
沈艾娣选择为他写传记，这一点本身就耐人寻味，因为，此前中国学者虽然注意到刘大鹏，但通常都只是把他的日记当作一本反映近代社会（尤其是近代山西社会）的史料集，对他本人的个体命运则并无什么关注——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1990年版的《退想斋日记》中，涉及刘大鹏个人及家庭生活的许多内容多被删减，对他日记中折射出的思想观点更大不以为然，前言中指斥那只是“一些能勾勒出那个时代封建文人思想侧面的资料”。然而沈艾娣意识到：刘大鹏本人的命运，至少和他的日记一样值得受到审视。
她在序言中反复重申这一层意味：虽然刘大鹏并非一个“典型人物”（其家境并非普通百姓），但他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微观史的案例，因为我们能通过他那巨细靡遗的日记对这一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以展现近代乡村社会中底层精英乃至普通乡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世界。相较于将《退想斋日记》视为一堆可摘引的近代史史料，这是一种史学认识上的差异。从《蒙塔尤》一书中我们已可窥见：史学家可以通过档案和文献尽力还原一群遥远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刘大鹏的日记由此也构成了某个微观世界，这一意义上他乃是一个典型人物，折射并代表着以往在进步话语中失声的“遭受进步之苦的人”——这些人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
刘大鹏可说是最后一代儒生：他们受过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但却遭到近代全新价值观的不断冲击，而此时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却已深深定型。沈艾娣多次指出他具有“严苛的道德”，这既导致了他的家庭悲剧，却又成就了他在乡里的威望，值得补充的是：这种严苛的道德也造就了他自身，它既是不断写日记的结果（对他而言，写日记也是不断自省与修身的一部分），又是动力，因为若非他律己如此之严，恐怕是不可能一直坚持写日记直至临终前五天的。同时又正是对儒家思想极其坚定的执著，使他能经历巨大世事变迁而始终不动摇，否则他早已陷入思想崩溃和混乱。
一个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所汲汲追求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富强”，然而在传统士人看来，这一点本身就不可饶恕——因为按儒家思想，为政最重要的乃在“仁义”而非“财利”。与传统上“永不加赋”的“仁政”不同，现代化的新政推动政府越来越强化其从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便为现代化筹措资金——无论是军备还是教育，现代化事业都很花钱，而相关的项目则多集中在城市。刘大鹏的一生，正见证了乡村从帝国的文化与关注重心逐渐边缘化为衰败的、依附于中心城市的地区。沈艾娣以山西这个较极端的个案证明：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是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不过对刘大鹏本人而言，最重要的、但书中并未深切讨论的一点是：他对一生所秉持世界观的失落感。作为一个恪守儒家信条的极端保守派，这才是他最痛苦的事。从其日记中能明显感受到：他眼里的世界是一个伦理的世界（《退想斋日记》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条：“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伦理，伦理者，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也”），而现代化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却正是要破坏这维系这“天地”的旧道德。他在日记经常在谈及世情时事后叹息“伊于胡底”、“不堪设想”、“靡所底止”，表明了一个保守主义者对无止境“恶化”的担忧。但与许多自认“落伍”的知识分子不同，刘大鹏并不悲叹自己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相反，他是主动而自觉地抗拒“进步”。在其日记中，不时可见对现代化和新政的批判与嘲讽。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已被视为守旧和进步障碍的传统儒家思想，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借以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唯一思想资源。
理解之同情：不能少也不能多
在序言中，沈艾娣谦虚地称“对刘大鹏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并不需要一本他的传记，他们可以径直去读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但实际上她的解读极有价值。刘大鹏在日记中不可能宏观地审视山西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大可能记录家人、邻里和后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身周的乡村环境也会因太熟识而觉得没有记录的必要，但这些对理解其命运和生活却都相当重要。何况，真正愿意读《退想斋日记》的人并不多：在豆瓣上，标记想读这本日记的人，不足想读《梦醒子》的十分之一。
为了加深对这些普通乡居者的了解，她专程到其故乡，了解其生活环境，并采访其后裔和邻居，希望从更多侧面了解其人生，但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刘大鹏的人生和悲剧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更宏大的背景之下予以审视，并将他对现代化这一奠基于不同未来图景的特殊政治进程的敌视，与山西乡村的衰败有机地联系到一起，而不仅仅指责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守旧。尤为可贵的是，她对传主的人生具有一种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使读者都能感受到他那真切的痛苦、绝望与失败感，从而更深地反思现代化的多重面目。悖论之处在于，虽然刘大鹏本人一生遭受痛苦，但若非如此，他的人生和日记都不会那么有价值。
对刘大鹏来说悲哀的是：现代读者之所以能对他寄予同情之理解，恰恰是因为我们已不再认同他所抱有的价值观。他的宇宙观是一种伦理的宇宙观，他相信天有异象正预示着人间的福祸，而身患疾病也只与道德有关，更不必说对民国抱有极端敌视心态，在清朝灭亡后仍坚持用宣统年号。他笔下的慈禧形象颇为正面，而光绪帝则刚愎而懦弱，对“排满”更是极为不满。可是如今人们已不大会因此而批判他，因为我们已能以一种更为抽离的态度看待他的人生。沈艾娣在序言中说，这原本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为她假定中国人更熟悉他所处的传统，但实际上，当下中国年轻一代对刘大鹏人生的距离感，恐怕并不亚于西方人，我们并不因生为中国人就天然比西方人更了解一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
沈艾娣因本书而颇受学界瞩目，并于两年前受聘为山西大学客座教授；《梦醒子》的成功或许正在于从微观史的层面再现近代受进步之苦的乡村生活，并予以理解之同情。然而，传记的一个总是不时隐现的危险在于：人们常会不知不觉地同情传主。达恩顿曾说：“写特定领域的记者过了一年半载，都会莫名其妙地从他们的写作对象的角度看问题，对写作对象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他们会觉得市长的工作很棘手，警察局长的压力很大，福利局的地方太小不利工作展开等等。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时，伦敦记者站的站长亲英，巴黎站的站长则亲法。”宇文所安说得更直白，他说，一些非常关心李商隐名声的注疏家们“简直就像尽力为客户辩护的律师”。许多依据蒋介石日记而做研究的学者，也常身染此病。由于刘大鹏留下的资料主要是日记，这就更使人容易代入他的处境。
平心而论，细读全书，沈艾娣一直严守着界限：她认为刘大鹏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评有其价值，但也没有将之视为一名被不公正地忽视的先知；她尽力理解另一个文化语境下刘大鹏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但也指出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刘大鹏最年长的两个儿子以早逝和发疯逃离了家庭秩序。概言之，在观察“我们失去的世界”时，她并未单纯将之描绘为“旧日美好年代”，然而她确实也更偏重强调现代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痛苦——读完此书的人，恐怕都会情不自禁地将刘大鹏的人生及山西乡村的近代变迁视为一出宏大的悲剧，而不是高亢嘹亮的现代化进行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仍是刘大鹏的视角，固然，对沈艾娣来说，这一视角本身就深具价值，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化进程和进步话语的霸权。
对现代化的进一步讨论
然而，正如书中也曾指出的，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工商业经济打击最大的几个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甲午和庚子赔款的摊派、辛亥革命、外蒙独立，以及日本入侵。这些都造成原本替清政府汇款和投资的山西票号及在外贸易的晋商遭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但它们却都很难说是推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除非你把近代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都认为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事实上，现代化的新政在山西境内普遍推行大致是在1902年以后（山西大学堂就始于此年），而从刘大鹏日记看，远在此之前，人们已普遍感到经济和年景大不如往昔。直至不久之前的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不免以乡村为代价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并造成一种从古未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但这毋宁说是更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奇怪的是，她虽然注意到当时山西工商业的发达，但却遗漏了日记中一条重要的史料：1903年刘大鹏到开封应考，发现“一抵河南境则粮价大减，不过吾乡三分之一”（《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条），这恰可表明与农业主导的平原省份河南相比，当时的山西是工商业发达的粮食输入省份，又因当时运费极高，才造成山西粮价较邻近的河南高出三倍之多。就此而言，山西农村的衰败在北方而言可能是特别戏剧性的非典型个案。
对刘大鹏本人而言，更在意的只怕也不是乡村的衰败，而是他终生秉持的伦理道德被新道德所取代，在这里令人惊异的是，书中虽偶然谈及乡村中新旧道德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但却极少谈到道德重建努力。本书似不免给人这样一种感受：作者更强调展现一个“外部世界”，而非刘大鹏的“内在世界”。对刘大鹏思想中的矛盾与妥协，她也似有疏漏：刘的长子刘玠在代县女子师范学校谋得教职，然而从日记中看，刘大鹏原先曾强烈反对女学堂聘用男教员（“此风一开，则男女有别之道并不讲矣”），此时却接受了现实。由于默认刘大鹏是一个普通的乡居者，她忽视了刘内心价值观所赋予自己的特殊认同：刘氏内心其实并不自视为普通乡民：“士为四民之首，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乃不能一士人而反为乡人所化，不足以为士矣（《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条）。”
她似乎也未能深切领会刘大鹏在清亡之后对新历法的强烈抵制心态和隐士情绪——那不仅是守旧的心理惯性或对隐逸传统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他的遗民心态，因为“颁正朔”与“不食周粟”的遗民之志，对传统儒生而言乃是大是大非所在。同样，他对废除科举所感受到的万念俱灰，不只是因为仕途无望，更关键的是他所赖以立身的世界观崩塌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连沈艾娣也误解了刘大鹏的痛苦。
对于理解刘大鹏所处的世界来说，另一值得补充之处是：那时信息在时空中的传递速度与现在截然不同。甲午战争时，日军在辽东的战役结束两个月后，刘大鹏才得知“倭寇入辽东界，官军屡打败战，劲军甚少，不知确否”。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对刘大鹏如此极端重要且传遍天下的事件，他在整整42天后才得知。这恐怕是他虽生于“近代”（1857年），但在生活和思想上迟迟未进入近代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现之一，正是摧毁了时空的距离阻隔，而另一方面，又加深了我们与前代传统世界的时空距离感；所幸，我们还能偶尔有机会触及到他们的内心。（《梦醒子》书评/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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