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
费正清是何许人也？在维基百科费正清词条下面第一行居然是大大的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费玉清”，令人不禁莞尔。作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本人就和他的大历史观点一样，常常被人误解。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费正清频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板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他是“丢失中国”的人之一；台湾学者胡秋原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攻击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大陆方面则批判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然而费正清却把这些批判当成是赞誉，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历史学家，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和复合多维的学术观点注定不可能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接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史学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史者，宇宙公器也。”他只需要做好秉笔直书的本分，其他的自会有历史来定夺。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观察者，费正清不仅在记录历史，同时也在思考着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常常被他精准的预见性所折服，例如1949年建国之后，他曾经对共产党执政将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分别是：人口问题、官僚腐败的问题和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当然费正清并不是天生的预言家，他也有漫长的围着中国古老的城墙打转，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时期。到北京的第一年（1932年），他和妻子费慰梅积极地学习中文，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尽管已经有种种明显的迹象，但他们只是到了事件发生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在这部1982年出版的唯一的自传中，费正清摒弃了《剑桥中国史》等学术著作中官方和正统的史学观，而经由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情感的结合，更多的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一段五十年的回忆，更是费正清对于自己学术体系形成的一次系统梳理：他是如何从懵懵懂懂跟在历史车轮后面的记录者，成为建立在精通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观察者的。在跟随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阅读历程中，读者也仿佛拿到了一把通往现代中国的钥匙。
费正清能够快速、准确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本质，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逐渐摆脱了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失的观念体系。余英时评价说：“这种历史观念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和他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
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正如青年费正清对中国的心声：“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我们不再对立，我们彼此相溶。（来源/刊于9.28 《周末画报》771期，文/李小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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