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与血性
火车驶入月台的时候，我还有两页没看完。索性不收拾行李，任匆忙人群挤过，我坚持看完才起身走出车厢。记得《少年巴比伦》出版时，书商的噱头是“王小波第二”，那部小说读下来，也没感觉到跟王小波有什么相似。不久又出了《追随她的旅程》和《云中人》。《追》我翻了十几页就放下了，明显没有超越《少年巴比伦》，《云中人》我没看。一个我信任的朋友读了，说和《追》差不多。不久前她又告诉我，你可以看看《花街时代》，已经超过了《少年巴比伦》。当然，这全是主观判断。文艺作品的好和好是没法量化比较的。我想先给戴个高帽子，在对《花街时代》的阅读中，我感受到一种类似《百年孤独》的构架，时光迂回婉转。这种读者阅读的“顺序”和作者叙事本身不断回到某一时间，将时间从另外一个角色身上重演一遍的方式，二者形成了一种舒适的阅读节奏。主题和表意在这种回旋前进中愈加彰显，不同角色仿佛不同乐器，吹奏着一个旋律。
据说路内是70后作家里学历最低的，技校还是职高忘了。我想说的是，这种身份恰恰给了他一种不可比拟的视角。为什么这么说，回想那个年代即可找到答案。文革余震犹在，改革开放屯蒙。经济废墟，文化断裂，青年人饱受西方物质文明诱惑，又浸泡在已经变质甚至坏死的革命精神之中，还不得不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那时代大学生是稀有动物，不是主流。同时期的作者，面对该死的生活，相比曹寇的愤怒和坚硬，阿乙的笨拙和柔软，路内有更多的亲切和从容。对于作家，这是更可贵的质地。
说路内的角色“愚昧”其实是不相宜的。他的很多角色恰恰在愚昧的年代刻意保持了人性，即便被损害和侮辱，也仍然有着人的坚持。那愚昧不是人的愚昧，是时代的愚昧，在这种愚昧之中，角色为了保全最后的血性，不断地自我解嘲。小说开始于一个疯狂失控的年代，作者在第一章有意的采取了较快的叙事剪辑，让读者来不及体会其中的疼痛，所有的死亡都是大刀阔斧的，和后期捞尸人河上慢悠悠的寻找死亡不同，那是爱和战斗的年代。作者甚至加大了戏谑成分，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能感受到那些好笑背后的悲凉。从第二章起，节奏缓慢下来，随着“大耳朵”“李苏华”“红霞小姨”的死亡，血与火的第一章渐渐淡成全书的一抹背景。以“顾大宏”、“姐姐”、“歪头”为主体的故事脉络牵引出蔷薇街甚至蔷薇街之外的一众人物。这时，“路内视角”的优点显现出来，正是因为他不用顾忌当时尚未淡出的“阶级论”，也不必像现在的作者需要考虑贫富差距悬殊而产生的语气是否妥帖的问题。你看“顾大宏”这个贯穿始终的角色，他的出身实际上是“学徒”。不是旧社会的学徒，是新社会的“学徒”。没有太多文化，却又掌握着某种高超的技艺。顾大宏不是知识分子，也不雷同于工人阶级，他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面对现实有妥协有坚持。虽然不停地在纠结，“挨了打才写欠条”，却又释然，“不挨打谁写欠条”，这是这种人物独有的思考方式。
第二代男性主角都有点残疾。“歪头”（到底叫小山还是小出至今没弄明白），聋子方小兵，智障方大聪。都稍稍偏离“正常人”。用他们做主角，这几乎是奥斯卡最喜欢的命题。“歪头”的视角最接近作者，有时候他是作者本人，也有时候退出来，镜头拉远，让我们看清楚他的处境。歪着头来看世界，作者的企图并不难猜。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用正常人的视角就太残酷了。稍稍歪一点，低一点，在被侮辱和损害时，人们就觉得可以忍受。书中提到的“樗”确是东方式的生存哲学，无用的，那么就是无害的。比较容易长久。当然中国比较奇妙，也遇到过连无用都躲不过的时候。“歪头”的爱情在书中排不上号，顾大宏和李苏华、关文梨、屠户和小姨、胖姐和乌青眼，姐姐和勉子、牛蒡，这些爱情在今天已经稀有到近乎失真。而在当年，却又那么的真实，不论是我辈还是长辈，都能说出几个相似的人来。《花街往事》之所以令人动容，也正是因为书中描述的时间离我们并不远，但在回头看时却又恍若隔世。那些人物、情感都成了传说，感动之余不胜唏嘘。
孙保生比舞那一段让我想起《海上钢琴师》。歪头的成长让我怀想杨德昌。当然这只是基于个人阅读经验产生的通感。实际上路内从《花街往事》已经生长出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清洌从容、坚实又迷人。癸巳年未尽，我已断定这是今年读到的最好的华语小说。（《花街往事》书评/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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