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还是在商言利？
作者太急于和“资产阶级范式”作战，以至于走向了一个同样极端的观点：商人本质上并没有政治企图，参政仅是为了稳定商业秩序和保护私有产权。为此他们完全有可能依附强权；一旦这些条件基本达成，商人旋又退出政治过程。作者批评其他历史研究预设太强，但是本书的预设难道不是吗？首先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仅仅包括为了公利奔走的无私高蹈之举，也包括各社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永无停歇的角逐。如果有历史性的政治机会出现，收益率又很大，商人们为什么不去追逐呢？是的，商人并不必然参政；但也并不必然不参政。实际上，商人比其他阶层（特别是知识界）更少有意识形态的羁绊，更关注私利——这种私利可以是商业运作上来，也可以是政治资本之转化，且历史证明商人们的政治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也从来不惮于玩火。
意大利诸城邦的商人们便是典型。战争、动荡、腐败从来就是他们的最爱，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贷款给教皇或君主，或者乘机赢得某些方面的专断经营权，虽然这种买卖风险也很高。如果说中国商人真的如作者所言避讳政治，那么原因也绝不是追逐私利这么简单和表面。与其说他们主观不愿，不如把他们面临的结构性限制说清楚。再则，什么是商人？作者有意识的把各种“可疑”身份的商人划出他的研究范畴，比如革命党人，从政者，知识分子等等。实际上，商人本身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全体，这种洁版的定义，真如作者所言更能更好反映商人的一般状况吗？商人完全可以出于私利或公利拥有多重身份，进入其他社会领域，占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本。也许进行进一步的分类是有所裨益的。坚持狭义的定义，显然是为作者的论点服务的。
因为，总体来说，作者固然突破了传统的僵化范式，史料也有可观之处，但对于政商关系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贡献。作者破了一个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神话，但又造了一个商人力避政治只求私利的新神话。最后落实到保护私有产权的点上，也实在是过于寒碜了：产权安全有多重维度，商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追求的是哪个面向以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产权关系暧昧的条件下，商人们实际上并非没有攫取保有社会资源的空间，恰可以利用这种暧昧？作者多次提到上海是个例外，又是为何？等等。
总之，作者希冀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来整合史料，给自己树立一个框架，这种努力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又被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缚住手脚，失掉了历史叙述本该拥有的多元、歧义、丰富。当代史学日益受到来自社会科学的渗透和冲击，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一代史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商言商》书评/薇江离载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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