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读者的幸运
金宇澄的《繁花》之前在《收获》连载，已闻大名。今年三月出版，更见各方好评。我久不看小说，但胃口也被吊足。又担心期盼落空，比如当年被出版社炒得极热的某些港台小说，辗转买回原版，硬读到底，趣味不大。暑假回北京，终于网购一本《繁花》，闭门不出，闷头读完，好似一场大梦，百感交集。实在有幸，竟然还能遇到这么好的小说。写上海，当然要提《海上花传奇》，张爱玲，王安忆。把陈丹燕、程乃珊算上也可以。虹影写过上海三部曲，讲故事的功夫了得。可她生在重庆，只有写《饥饿的女儿》时才是汹涌澎湃，掷地有声。写上海，到底隔了朦胧花月影，写不了市井，只能写传奇。不大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字斟句酌，看得出非常费劲。她写上海，塑造过不少成功的角色，但王琦瑶算不上。倒是那些小皮匠、苏北人更活灵活现。最喜欢的是《上种红菱下种藕》，写江南小镇小姑娘的故事，与上海无关。一字一句细腻温润，游刃有余。因为题材好把握，完全凭借女作家的天赋与敏感，写作技巧都在其次。《启蒙时代》也还好，至少读完能感到淋漓的文气。《天香》就是失败的尝试，洋洋洒洒的大长篇，写刺绣家族的故事，读来感觉作者也在磨洋工似的刺绣，滞涩，犹疑，躲闪。全篇处处在点明故事发生地在明清时代的上海，但时代感与地域感还是极弱。然而中国文坛的风气，名家写的文章，再糟糕都是值得研究值得表扬的，没什么有分量的批评。
我生在一贯被上海人鄙视的江北，家里有几门上海亲戚，也有几家移居上海的朋友。大江南北，从小没少来往，但对上海算不上有亲近感。说到底，差距太大，没有办法。说来有趣，成年后更愿呆在北京，反正北京人不分江南江北，一律称南边。真是微妙的体验。因此我看上海文学，当然也不知隔了多少层，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评论。然而是嗅得出气味，“南方”“江南”的气味。《繁花》的惊艳，不单是将之看作上海小说，更要放在江南大背景（或曰吴语区）下考察。书中接二连三的人物，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事做派、言语习惯，我都不陌生。几乎每一个故事，都能引起我的共鸣。有评价称：“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博物馆。”在北方文化如此强势的今天，在北方特色的各种词汇被广泛使用，南方人（比如江南区域）的语言、行为、思维方式，其实某种程度上呈现边缘化的态势。比如南方文化整体凋敝、失语（也许是我多虑），“优雅”“精致”“细腻”“清淡”这些词充满讽刺意味。“上海”也常遭遇各种过分的妖魔化。
非常喜欢阿婆与蓓蒂的故事。阿婆念念不忘自家外婆在南京天王府当宫女的往事，真真假假，夸张想象，直到阿婆带蓓蒂回绍兴老家，听乡人说祖坟已被掘平，里面没什么黄金宝贝，才又“立刻逃上火车，回上海”。“路上，阿婆盯了窗外看，后来感慨说，真正是戏文里唱的，愁肠难洗，是我贪心不足，上坟船里造祠堂，稻雾去麦雾来，菖蒲花难得开，现在，山阴不管，会稽不收。”作者笔下的人，张口都能讲几句诗词，几句名著，几句戏文，几句历史。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头头是道，都讲得通。这正是地域性极强的话语环境。好比我的祖母跟我聊天，也是谚语、戏文不断。这种表达方式，我太熟悉了。还记得胡兰成《今生今世》里的故乡么，是一个气味。又好比在北京报国寺旧货市场遇到个卖珠子的大叔，拈几串菩提子给我看，随口就能谈：“这个报国寺啊，隋朝那会儿就有了。”我道，不是辽代才建么？他也能说：“辽啊，辽隋辽隋，辽代和隋代是一起的。”这就是民间语言，没什么道理，但说者全是道理。
这年头，被官方圈养的作家早已被吐槽得彻彻底底，我没必要再多嘴。看过一个年度好书的排行榜，此书当然也在其列，但并列的一些官方作家的作品，实在很糟糕。而有些非圈养的作家，因为混圈子混得非常自觉，也废了一身好功夫，可惜。打住，打住。说到底，还不能忘记祖师爷赏不赏饭吃这个残酷的道理。
金宇澄讲的故事，说多是在酒桌上听来。有评价说：“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果然如此。少年，成长，婚姻，破灭，算计，较真，懦弱，欲望，死亡，写的都是极寻常的事，底子是悲哀。作者的慈悲也冷静，没有多余的感慨，处处点到为止，余音不绝。比如写春香临产大出血而死，三百余字，却让人痛彻心扉。“春香到了临终弥留之际，面孔死白，对小毛笑笑说，小毛，现在我最想晓得，主耶稣，是橄榄山升天的，还是加利利山。”
《繁花》出世，地域文学的生命力应从新估量。（《繁花》书评/王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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