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
孔飞力的这本小书，不过100多页，是基于他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也是他大半辈子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初版于1970年）讨论了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社会如何军事化，湘军如何组织起团练并最终击败同样由平民组成的太平军，在此书结尾处，孔飞力指出，太平之乱后乡村社会由地方精英控制的局面最终会发展成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但没来得及细讲，就戛然而止了。孔飞力发表于1975年的一篇长文“民国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题”（收入在魏斐德和卡洛琳·格兰特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中）是其第一本书的后续研究。在这篇长文中，孔飞力梳理出从清初以来的地方自治脉络。他认为，地方精英一直试图获得处理地方事务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之间有种持续的张力；太平之乱后，中央的控制力下降，地方精英的势力上升，于是就产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当时的立宪运动。孔飞力进一步指出，后来国民党政权试图与地方精英合作，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力，结果却不成功。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在共产革命彻底摧毁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网，换句话说彻底消灭旧的地方精英，国家政治权力才实现了既深入底层民众又可掌控全国的目标。
孔飞力对地方自治的思考被1980年代他的新课题“叫魂案”打断了，直到1990年他的第二本书《叫魂》出版后，他才回过头来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根本性议程”的定义和在此语境中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孔飞力本人的中文版序言和陈兼教授的译者导言都有非常详尽的论述。用最简单的话说，一个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所认可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运作机制。孔飞力从研究地方自治出发，进一步思考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在中国如何形成，其思路与此前的研究有相通之处，都是上溯到清代、下衍至当今，因为他相信“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于是，孔飞力在此书中讨论了早在19世纪就由中国士大夫提出的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息息相关：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谁有资格参与政治）？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谁能代表公共利益）？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利权如何划分）？
首先，孔飞力通过解读魏源的著作探讨如何使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系起来。他认为，魏源试图在儒家经典框架内，调和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张力，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扩大国家政治基础的路径。接着，戊戌变法时官僚系统内部对冯桂芬变法建议的讨论，引发了孔飞力对政治竞争的思考。冯桂芳建议官员黜陟应由下层官员公议而非上层高官决定，这虽然与民选观念有类似之处，但冯本人却声称这是受古制启发；而冯的反对者则指出公议并不必然代表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拉帮结伙谋求私利的借口。孔飞力将这场讨论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相比较，指出如何避免政治竞争（“朋党”）因私害公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戊戌变法中改革的反对派们所担忧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高水平的公民道德作为保障，开放政治竞争只能造成恶棍横行，以权谋私，而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混乱局面正可为此例证。最后，孔飞力将1840年代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与解放后的农业集体化联系起来考察。耒阳的抗税源于胥吏阶层过度盘剥，国家不得不依靠胥吏这样的“中间人”从地方社会汲取税收资源，抗税运动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低效；而农业集体化则是以一种极端方式完全取消中间人，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地方，又因政策实施过度僵硬而产生另一种低效。这两个事件引出了孔飞力的第三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如何有效地从地方获取税收资源？
即使在结论中，孔飞力都没有为这三个根本议程问题找到答案。这本小书的价值，并不在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去做，而是提醒我们，困扰今日中国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今日的种种选择和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受到早年历史路径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时，不仅要向西方看，更要向后看，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正如孔飞力在此书结尾处暗示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他相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将会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条“中国道路”将指向何方，现在看起来仍是未知数。晚清的士大夫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也许我们该循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fat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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