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
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拿出来当年准备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架势——左手朱熹之经典注释，右手傅佩荣之名家纠错，中间摆《论语》和《中庸》（可惜手边木有纸版《孟子》和《大学》）——时而细细思量左手边这本的真正用意，时而暗暗揣摩右边这本的推理与结论，真真将比较阅读法实践了个透彻，才敢下笔说些浅见。虽然我赞同相当一部分傅先生对朱熹的纠错，但是归本溯源，更应该回归《四书》原著，吃透原著方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对朱熹和傅佩荣各自的观点发表评价。先人原意已不可考，后人所做一切都是在推测和自我阐释，那么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并且应该各有拥趸吧。
依稀记得儿提时代直接读《论语》原著还是有些吃力的，因为文言文的一字多义、一词多义和古今差异等带来了不小的理解障碍。于是转而去看注释版的《论语》，第一本是谁注释的已经不记得了，接下来看的是现代文版《朱注<论语>》，朱熹本就是“托古述己”，即假托评注古圣贤之经典实则为自己的理论找个大靠山（傅佩荣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今人再对其注释再翻译成现代文，可以想见最后成果与原著有多大差距。
我想稍微做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体会这样的感受，在教授的责令下去读一些本专业的国外经典著之中译本，时常越读越迷惑，然而找来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原文拜读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些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翻译人员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有违于原著。同理，在拜读了朱熹评注《四书》的四书之后，我对儒家典籍的厌恶达到i了我生命中的最高峰。究其原因，其实与后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焦点“存天理，灭人欲”基本雷同，以叛逆的青春期观点来看朱老夫子的观点就是自虐和穷作，用现代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圣人都是抖M”。其实这些都是误解叠加误解的结果，彼时甚至无法读懂原著，其实只是情绪化地去反对朱熹的论述，其实是任性而站不稳脚跟的。虽然后世批注也蔚然成风，但却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达成共识：不可能绕过朱熹而往前走。于是，朱熹成为一座大山，让多少人在山路中迷途不返。
高中以后，初三之后随着大量阅读古诗骈文，对文言文的理解水平也水涨船高，再读《论语》就发现其实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之间的差异所在。傅先生也在本书中有论述，孔孟的基本观点孔孟认为“人性向善”而非朱熹所批注的“人性本善”。在对朱熹纠错的过程中，尤其是对《论语》的阐述和解释中，傅先生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经解经”，对于朱熹有意无意曲解的地方用四书原著中的释义去重新解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如，对“时”的解释原著意为“在合适的时机”而非朱熹所批注的“时常”，比如孔子教导颜渊的“贫而乐道”而非朱熹所倡导的“贫而乐”等等。古汉语的博大精深之处就在于用字的精准性和多义性，这也势必导致后人各种学派的产生和对立。而傅先生的做法很像是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方法，站在纯粹客观的角度不带任何价值预设地去感受和评价。出发点是比较理想化的，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毕竟人是理性与感性双重属性的存在，而非冰冷的机器。哲学也是多种理解和多重思考的体系，而非代数公式般的机械推理。就如傅先生在探讨《孟子》部分时，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在《大学》部分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既与朱熹不同，也与王阳明有别。到了《中庸》部分，几乎就是在写一份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基于前三书的体系最后形成了傅式儒学体系。然后并不是每一处解释都那么中肯和贴切。
我想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思路去看待权威，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使之有益于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最后实践之。
尽信书不如无书，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书评/弥嘉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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