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民间的悖论
余冠英先生除了几部诗歌选本之外，留下的著作极少，最重要的即为这本论文集。余冠英先生专长于乐府诗研究，本书主体即为作者对于汉魏乐府诗而旁及文人诗的解读。作者的论证多有创见性，却不是刻意出新，既能从诗本身合理解释，又能在历史上寻找充足的旁证。其着眼处小，脱去大而无当的判断，往往是对个别句子或用法的考证，从中也可充分反映乐府诗歌的内在精神，即所谓“见微而知著”。本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七言诗源自民间谣曲而非楚辞。作者举用歌诀、镜铭、谣谚等大量材料，又网罗文献中关于“七言”的记载，得出早在西汉时“七言”就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体裁出现。在张衡之前，东方朔、董仲舒、刘向就有佚亡的七言诗创作。这一观点建立于大量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七言诗相对于清雅的五言而言，俚俗而易于上口，至今戏词、口诀等多采用七言句。七言在北朝俚俗的生活环境下大量出现，也在不满门阀贵族气的鲍照手中达到创作高潮。而据作者分析，采诗制度自汉哀帝之废除后，新产生的七言民歌未能流传，故未形成风气；七言诗也少佳作，直到南朝末才逐渐开启创作风气。
全书的基本架构是建立于乐府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这一大前提下，固然民歌对于汉魏诗人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在对三曹的分析中，作者提出“诗的民歌化”的观点。作者的基本依据之一是诗人大量以乐府旧题写诗，但这一依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诗人的民歌化。诗人用乐府旧题写文人诗在后世极为常见，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并不见得有民歌影响。从内容上，作者着眼于建安诗人反映现实的诗歌，从而论证他们继承了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精神，夸大了其主题中的批判性。例如曹植《名都篇》，本身并无多少批评的意识，作者却释为“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骄逸生活”。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员，我们可想而知，曹植并不会对其他贵族公子提出道德性的批判，从整体诗境上诗人也纯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描写。在对建安诗坛的描写中，为了得出继承现实主义精神的结论，作者有意淡化了那些游宴诗、行乐诗的地位，而这些诗在他们现存诗歌中却是占到更大篇幅的。恰恰不同于“民歌化”这一观点，建安诗歌的发展无疑是进一步文人化的，从曹操的率真不加以修饰，再到曹氏兄弟以抒情性逐渐取代了写实性，入晋之后诗歌明显更加注重雕琢。如后人言“子桓诗有文士气”，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汉魏诗歌的民歌化这一命题无疑是不能成立的，固然不可否认民歌对他们的创作起到过补充作用。建安风骨并不可简单概括为对现实的深刻反映，综观建安诗人的社会现实诗、行乐诗、述志诗等，似乎可以概括为对个人价值的初步发现。其最重要因素应该是汉末礼教的疏松，社会的混乱又深化了消解悲剧的个人意识。与其说汉魏诗坛是由民歌主导，不如说是出现了文人精神的曙光，建安诗歌又恰恰是作为诗歌文人化的转折点而存在的。
作者对于小学亦有心得，故对字词的疏解往往别立新论。对“公输与鲁班”句进行解释时，作者以同样句式的“鞮芬以狄香”，又从现代语体文中寻找同样的修辞作为旁证，从而否认了公输与鲁班为两人的说法。其他对于乐府诗中字词句意的解释训诂，也大多别求新解却言必有据。在字词之外，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也往往发人之未发，如提出蔡琰的两次被掳，则《悲愤诗》中的诗句就可说通了。应用自身对于乐府诗的深厚功底，往往能指出前人所未见的论据作为旁证。作者将《西洲曲》中“忆梅下西洲”的“下”新释为“落”，其举例为“洞庭波兮木叶下”，由此作为推导后文结论的入口。以“下”来形容，多是描写坠落之密集或迅猛，如《孟子》中“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李白诗“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梅花似不可如落叶一般纷纷落下，故作者此解无旁证，似乎牵强。体察原诗，“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上下两句句式如此相似，如果依照作者所释，则上句节奏为“一/四”，下句为“二/三”，似乎于诗不合，有失严谨。
关于民间歌谣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最早是由于文学革命的需要而提出。这一观点在本世纪大为流行，如对《诗经》主题的诠释等，曾引发不少争议。作者受业于俞平伯、朱自清等名学者，其解诗思路颇受胡适一派影响，胡适曾断言“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一阐释思路给诗学研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解释者努力将诗歌与民间挂上关系，自然少不了牵强附会，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附会发展到极端就是建国之后许多著作的观点，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便是其反映之一。另一方面，闻一多等学者应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诗歌，取得了显著成果。文人诗的创作主体是文人，他们对于民间的借鉴仅限于体例、格式、手法，其内在精神仍然是文人的。文人与民歌创作者有着全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阶层，我们不能根据一个诗人的少量诗作便推断他具有批判精神，这是对诗人的过于苛求。
余冠英先生成名于1949年之前，本书的写作大部分在此时期。建国后作者少有论著问世，忙于各种普及性选本的编订，甚至如序言中所说要以学者身份参加土改。诚然学者的普及性工作并不妨碍其成绩，但集体主义的大潮高度已经淹没了作者的创作自由，从《诗经》到唐诗、文学史，他开始成为政治性的学术体制中的一部分。对于余冠英先生的褒奖大多来自于这些选本，但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成绩本应远不止此。这是令人惋惜的。（《汉魏六朝诗论丛》书评/枉晴钓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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