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兰花古籍述略
在中国古代，对兰花的欣赏和栽培折射出古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对兰花的栽培和欣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以形喻意，以兰言志，兰花成了理想化人格的象征，有关兰花的书籍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闲暇之时，笔者辑录明清兰花古籍，参照古今著录、时贤考证，评述其主要观点及内容，聊为考究兰花古籍史之一助。1 历史上的兰花古籍
我国历史上究竟编撰过多少种兰花古籍，由于散佚十分严重，已很难作出准确统计。从1233年我国第一部兰花古籍《金漳兰谱》问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知的兰花古籍计33部，其中南宋3部、元代1部、明清两代共21部、民国8部。如果将一代代的兰花古籍进行分开单列，就能够看出我国古代兰花古籍编著的一些发展趋势。经唐代的发轫，宋元两代的文化积淀，发展至明清两代，终于厚积薄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
在已知明清两代的21种兰花古籍中，属于明代的只有《兰易》(冯京第，伪托元鹿亭翁作)、《兰史》(冯京第)、《罗钟斋兰谱》(张应文)和《盆玩偶录》(杨戊苏灵)等4种。这说明兰花古籍的编撰和形成年代多为清代，也即是，明前期的兰花古籍相加只占12.12％，其余51.51％是明后期到清代的四百余年中所编撰。
如果说明代中期至清代后期是我国古代兰花古籍勃兴期的话，那么明代只是我国古代兰花古籍编撰史的发韧期。事实也是如此。同时，我国古代兰花古籍在经过发展和淀积，翻越明清两代高峰以后就基本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经过民国的萧条和沉寂以后，代之而起的则是新中国兰花古籍发展的又一新的高峰期。
2 明清兰花古籍的存世状况
明清两代刊刻的兰花书籍数量相当大，但现存的数量和质量不容乐观。目前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兰花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仍然有很多尚未被认识到价值的兰花古籍需要我们去挖掘和整理。根据出版年代，笔者把目前已知的明清两代兰花古籍排序如下：
明代4部：
《兰易》(冯京第，伪托元鹿亭翁作)
《兰史》(冯京第)
《罗钟斋兰谱》(张应文)
《遵生八笺》(高濂)
清代17部：
《兰言》(冒襄)
《翼谱丛谈》(继光)
《艺兰记》(刘文琪)
《养兰说》(九思斋主人)
《第一香笔记》(朱克柔，1796年)
《兰言述略》(袁世俊，1876年)
《兰蕙镜》(屠用宁，1811年)
《兰蕙同心录》(许霁楼、1865年)
《兰蕙真传》(壳旦柏子堂)
《树蕙篇》(方时轩)
《兴兰谱略》(张光照)
《艺兰四说》(秀水杜筱舫)
《品兰说》(萧山沈沛霖)
《兰蕙图谱》(作者不详)
《朱氏兰蕙图谱》(作者不详)
《岭海兰言》(海南区金策)
《兰说》(作者不详)
3 明清兰花古籍的理论成就
明清兰花古籍突出反映了兰花的栽培和鉴赏知识，并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系统，其中的许多理论在当代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为知名的就是兰花科学栽培理论、瓣型理论等的创建和初步完成两大功绩。这个也是中国兰花文化历久弥新，数百年昌盛不衰的缘由。
第一，兰花科学栽培理论的创建和初步完成。
古人对兰花的栽培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逐步摸索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经验理论，在明代终于出现为后世津津乐道的集大成者。明代高濂写在《遵生八笺》之内的《兰花古籍》中有《种兰奥诀》、《培兰四戒》、《雅尚斋重订逐月护兰诗诀》等12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培兰四戒：春不出宜避春之风雪，夏不日避炎日之销铄，秋不干宜常浇也，冬不湿宜藏之地中，不当见水成冰土等，简述为“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12个字，并多为后世栽兰者所引用，奉为至理名言。张应文的《罗篱斋兰花古籍》补充了赵时庚的《金漳兰花古籍》和王学贵的《兰花古籍》的不足，内容分为列品、封植、杂说三部分，在兰花的养护方面叙述的十分详细。
鹿亭翁的《兰易》、簟溪子的《兰易十二说》和《兰史》，分别载于《四库全书》总目录中。《四库提要》说鹿亭翁为宋人，而簟溪子则为宋以后的一个名为冯京第的别号。后余喜锡的《四库提要辩证》指出，这3本书的作者都是明朝末年的冯京第，鹿亭翁和簟溪子都是他的笔名。《兰易十二翼》的12句话是：“喜日而畏暑，喜风而畏寒；喜雨而畏潦：喜润而畏湿；养兰宁干畏湿；喜干畏燥；喜土而畏厚，宜浅土；喜肥畏浊：喜树阴而畏尘；喜暖气而畏烟；喜人而畏虫；喜聚族而畏离母，兰之分不得已也，极盛则分，极衰则分，皆不得已而也；喜培植而畏娇纵。”这些理论在后世的兰花著作中一再被引用和诠释，兰花栽培者也将其作为经典。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兰花栽培上达到了难以期冀的高度。
第二，瓣型理论的创建和初步完成。
瓣型理论是中国兰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凝结了大量古代先贤的心血和智慧。瓣型理论作为一个系统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充实和完善，最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兰花文化这朵奇葩。早期兰花的栽培和鉴赏主要集中在兰花的香味和色彩上，对花瓣本身没有什么深刻认识。随着兰花栽培中心从闽粤转移到江浙，栽培的品种也由色彩鲜艳的建兰和墨兰转换为色彩上相对素雅的春兰和蕙兰。这样的变化也促使了瓣型理论加速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明清两代儒家理学盛行，导致被孔子所咏唱的兰花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气质，重视传统文人逸士的“重姿态，讲风韵；重意味，讲求精神内涵”的美学意蕴。清代，江浙地区养兰赏兰花达到昌盛时期。清初鲍微省的《艺兰杂记》中总结了前人赏兰心得，继元代的《南中幽芳录》后首次以文字的形式系统地论述了春蕙的梅瓣、荷瓣、水仙瓣等瓣型，还把兰花归纳为“五瓣分窠”、“分头合背”和“连肩合背”等类型。杨复明在《兰言四种》的《宜兴兰》中说：“海昌吴磋客：荆溪之兰，远近诸山谷皆有之。凡春、夏、秋三种，春兰一曰草兰，一茎一花，亦有一茎二花者，俗称并头花。瓣以荷瓣为上，柳叶为下，玉板为优，蜡版为次，心有唇速及桃腮、鹤顶红、西施舌等目。大要以素心而荷瓣者为上品。好事家每遇花时，则设宴以第其高下。夏兰即蕙也，每茎自六七至十五六朵不等，素心者尤珍。秋兰形同春兰，叶短而柔，香逾春夏二兰，颇不易得。嗟客名骞，清乾隆时人，尝结庐宜兴桃溪下，搜剔溪山，爬疏人物，著为客语，语兰一则，不减明之陈古白陈定生之论阳羡兰。余近撰古今兰辩曾悉载之。”兰花瓣形学说的提出，开辟了中国兰蕙鉴赏的全新天地。这种瓣型的辨识，仍为现今艺兰界所应用。
朱克柔的《第一香笔记》（1796）分为四卷：卷一为花品和本性，卷二为外相及培养，卷三为防护和杂说，卷四为引证及附录，书中有不少独到之处。屠用宁的《兰蕙镜》（1881）、吴传云的《艺兰要决》（1811）、方时轩的《树蕙篇》（1813-1835）、同治年间的《兰蕙真传》（1864），文中收录了春兰小蕊头型八法，论述春兰蕙兰的瓣型选取和兰蕙头型八法。《蕙兰图谱》（1853-1865）、张光照的《兴兰花古籍略》（1876）、（1865）、袁世俊《兰言述略》（1876）、《费梦仙兰画谱》、岳梁的《养兰说》（1890）等都相继出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鼐和的《兰蕙同心录》，这是第一本有兰花墨线图的兰花古籍，其内容丰富，共分两卷。卷一叙述兰花栽培知识，如场地、泥土、灌溉、栽培、分根、蔽日、御寒等诸多项目。卷二描述了兰花品种的识别和分类，记载了57个品种，描绘了花形图。最后还附录了浙江萧山沈沛霖的分栽兰蕊头型八法。
这一时期有关记载兰花的书籍还有很多，如文震亨的《长物志》，陈淏子的《花镜》，杨子明的《艺兰说》，查彬的《采芳随笔》，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周怡庭《名种册》，孙待洲的《心兰集》，陈研耕的《王者香集》，周荷亭的《种兰法》。刘孟詹《艺兰记》，余姚黄氏的《兰蕙镜》，杜筱舫的《艺兰四说》，刘文琪的《艺兰谱》，金石寿的《培兰要则》，区金策的《岭海兰言》等等。其中陈淏子的《花镜》是1688年出版的，对瓯兰、蕙兰、建兰、箬兰和风兰的记载比较详细，并附有兰花释名，也描述了形态和栽培要领。清代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博物汇编本草典》（卷81-84）内，记载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及其内容，并且详细纪录了古代名人所写的有关兰花的诗词歌赋。
4 明清兰花古籍对后世的影响
兰花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明清兰花古籍明确表达了兰花文化已经自成一体的思想。明清兰花古籍已经体现出栽培兰花并非简单欣赏兰花那样，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生养性的方法，其中的内涵已经延伸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随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更是对兰花文化趋之若鹜，奉若神明。
兰花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在明清两代开始逐渐流行的。清代，除诗词歌赋外，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艺术形式。《聊斋志异》、《红楼梦》、《夜雨秋灯录》等作品中常有兰亭、兰苑、兰室等与兰有关的场景描述，兰花成了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清代画家中，郑板桥可谓是画兰专家，他一生画兰无数，题画兰诗就达80多首。与郑板桥并列的“扬州八怪”的李方膺、汪士慎、金农、汪士慎等也都以画兰著称。此外，还有石涛、朱耷等也擅长画兰。清代，兰花造型已普遍应用于建筑、家什及各类器物和工艺品。
清代，兰花还广泛用于人们交往礼仪中，形成了一种民风民俗世代流传。如嫁女、祝寿、乔迁时送兰的风俗十分普遍，甚至就连兄弟分家，兰花也要计入财产。清代，还出现了“摆花会”形式的兰花展览。袁世俊的《兰言述略》（1876），其卷四附录里有：“泸城每年一次于邑庙内园，自乾隆时起，至今未替。从前与会者，凡三十余人，各出一金，以作公分，或者不敷，则会首几人公贴。自庚申后，赴会者仅十人，或送香烛，所费乏为首者当之。”正是如此，自清初开始在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举行的各种形式“摆花会”，持续不断，逐渐成为风俗，进一步推动了兰文化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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