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拍摄
2010年初，我递交第一份工作辞呈，在msn上与其实就坐在楼上办公室的同事严明聊天。内容不详，只记得他用了“破釜沉舟”这个词。不久，他也辞职而去。原本被认为是他云游拍照的强大后盾——他的妻子，也辞去了不错的工作。而他们，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那个春节以前的连州摄影节，严明和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和我一样是他的死忠粉——在二鞋厂布展。他们喝酒、唱歌，欢呼来去，像过一个自己的节日。后来，年轻人四处离散，只有严明每年依旧过着这个他的节日。年复一年，我在网路里旁观他的节日，依旧歌唱，依旧喝酒，身边也总有一群爱拍照的朋友。
连州不是我第一次为他感动。
大概是2008年夏天，严明带着那群年轻人风风火火打扫9楼办公室那间灰尘斗乱的暗房。我在一边看他们挽着袖子，流着汗，个个咧着嘴乐呵，像春节前辞旧迎新、喜气洋溢的清扫，“dream house”两个词不停在我脑海里忽闪。
后来，这里成了严明的主要工作场所。他不是在路上，就是在暗房。路上的时间时常会长达一两个月，背着上百个胶卷，和他那台禄莱；回到广州便是暗房里昏天黑地的冲胶卷。年轻人会去找他聊天，在暗房里放音乐，偶尔他也会边弹边唱吼几嗓子。他们不太敢喊他一起下馆子吃饭，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为工分拍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他也坚决不愿让年轻人请客吃饭。更多的时候，是报社旁边兰州拉面馆10块钱一碗鸡蛋炒刀削面。
暗房之后的2009年，广州第一场个展《我的码头》。那又是一个节日，严明的节日，摄影部的年轻人也视之为节日。小伙伴们齐刷刷注视着严明的每一步，这种“为自己的拍摄”能走到哪里去？
从2010年辞职始，严明把自己丢进了汪洋大海，成了一艘不系之舟。但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长时间的外出拍摄，回到家整理冲洗。他的照片也开始被人出价买走。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破釜沉舟”，他相信自己能依此养活家人。他拒绝了一些不错的工作机会，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
2011年，严明到苏州拍照，我得以近观他作品的成型过程。他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从容。他脚步急促，瞥一眼就能知道眼前的画面能否入镜。在发现可取之景前，永远都是步履匆忙；一旦发现，对着一处景致左顾右盼，然后静心对焦，时间并不长久，却不像是欣赏，倒更像是工作，他把欣赏的余味摄进相机里，留待冲洗后的画面里。很难洞悉他动心的瞬间。如其所言“谁先动心，谁先死。”这句话后来被年轻人们传颂。他对这句话赋予的解释是：“在动感情之前，千万不要动心机。”
在这句话之前，流传的他对照片的认可标准之一是“隽永”：当下问题和永恒价值，才是摄影要折腾的那点事。在此标准影响下，他身边的年轻摄影师开始厌弃新闻摄影带来的简单粗暴的冲击力，怀着“瞬息换千年”的野心，寻找那些能让人忍不住“看了又看”的瞬间。
粗略八卦下严明拍照前的“前半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是他还在做文字记者时，到深圳参加张楚的演唱会。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跳上舞台，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不知道这场面后来是如何收拾的，当时同去的摄影记者王轶庶也记忆模糊。在严明爱上摄影之前，他爱的是音乐。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广州，他把自己变成了乐队贝斯手，随着王磊的乐队奔走演出。他站在舞台上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也在广州的酒吧驻唱挣生活费。
在偶遇了一位音乐策划人后，他离开声色犬马的南方摇滚圈，为一家音乐杂志写稿，到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宣，直到后来进入草创时的《南方都市报》，做乐评人、娱乐记者。
南下之前，坊间流传他是安徽的一位“乡村教师”，与孩子他妈自由恋爱不成，遂“私奔”南下。这一点，在后来与其姐姐的求证中被否认。当然，粉丝们依然愿意如此相信，这似乎才是他一次次“破釜沉舟”的可溯之源。
破釜沉舟的艰难并不为人知，我是在三年后才知道，侯登科纪实奖得奖前，妻子扣着家里600块钱的水电费不交，捏着一把5块、10块纸币给他凑出1000块钱的路费出门再说。
在一次访谈中，他不甘心只拍到60岁：“我怎么可能到60岁就不拍了？如果我真的特别想赚钱的话，我下个月就可以去上班。我觉得谁要是能不管穷富，能自食其力地搞摄影，他就很光荣。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摄影，这是多光荣的事情！你以文艺养文艺啊，这多了不起！我们不能比谁穷，我们需要理性思维，用艺术头脑制胜！”
拍摄显然已经成为严明的人生行为，他将其刻画成了自己的基因。他还带着一群年轻摄影师冲出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是基因的俘虏，体制的败将。”他因此“破釜沉舟”地对抗。这是严明为自己人生的拍摄，也是为众人生的拍摄。（《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书评/moo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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