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的挽歌与双面神的曙光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可以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也可以参阅叶普·列尔森的《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或者其他学人的著作。由于我现在住院，手头资料匮乏，因此以下叙述基本以安（liu）德（zhong）森（jing）为主。中世纪以后拉丁文的衰落与宗教革命、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语法或者词汇的晦涩难懂，尽管这或许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起初这看上去并没有必然的样子，安德森指出，根据费柏赫和马丁的统计，150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有77%还是用拉丁文写作的（然而这也意味着23%是以地方语言写的），在17世纪时霍布斯因为使用真理语言而誉满全欧洲，而他的前辈莎士比亚却因用英语写作而声名不闻于英格兰海峡对岸。哪怕是在宗教改革兴起以后天主教争锋相对的反宗教改革里，拉丁文依然有短暂的复兴，但拉丁文的霸权最终还是消亡，并迅速丧失了作为整个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的地位。
如果我们要定性的话，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所整合起来的神圣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小小例证。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多元的关系体系，现代国家这样的实体在当时无法想象，也无法被代入，人们只有王朝概念和封建领地概念，却很难说有国家概念，天主教皇在中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彻底衰落后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其后是无数尊重教皇属灵权柄的属世邦国。
而一个普通平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与如今也大不相同，他首先是一名基督徒，其次是某某村人，最后是某某领主的领民，能够将这个分散的世界凝聚起来的只有基督宗教，上层知识分子以拉丁文作为自己的共同写作语言进而产生归属感，就好像春秋时期万国贵族公子以周礼为纽带，雅言为共同语，联系彼此的认同，而其之下便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有自己独特风俗的各国野人。
宗教改革割裂了这一切，新教与天主教虽然共同认同耶稣基督，却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按照中古时代天主教的普遍看法，《圣经》的博大精深哪怕是教会中最聪明的智者也无法理解，如果由平民自行按照经文理解，只会迅速造就无止尽的异端，最后危急到真理与基督教本身。这种忧虑并非没有道理，日后新教中层出不穷的异端为这一观念做了最好的注脚。
因此在中世纪，天主教会身兼最大的慈善救济组织之余，却偏偏不重视民众的教育，不让他们研习拉丁文，牧师们布道时却偏偏使用拉丁语，以至于新教神学家指责他们没有尽好放牧羔羊的重任，疏于精神教育。然而这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天主教相信当教众做礼拜时，通过教堂繁复的装饰、光怪陆离的拼贴玻璃以及记录圣子升天经历的壁画，更能够直观感受到神明的公义与伟大，就好比一个行走在林中路名唤海德格尔的德意志樵夫，或许无法理解圣父与圣子的琐碎论证，却不妨碍在顿悟中明白突然涌现的圣灵的灵魂体验。
尽管如此，新教的出现还是彻底破坏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使之一去不复返。如果我们用谱系学的方法进行梳理，路灯以来的新教不过是克吕尼革命，以及中世纪各异端教派的精神传人，其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并不见得有多少。但他之所以能胜利，前人却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新教共和主义的特点，还有民族国家即将登场。
中世纪懂得拉丁文的人其实是少数，拉丁文也从来没有成为哪一个国家的母语，就算与其最亲近的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也反复不断，而绝大多数平民目不识丁，只懂得一种地方性语言，因此拉丁文文献市场在10世纪到12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复兴所带来的印刷业繁荣下早已饱和，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固然提高了印刷效率，彼时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一个无用的发明。
然而宗教改革的魔盒一旦开启，为印刷资本主义多余的产能提供了满足的渠道。拼音文字的特性是，只要有充足的印刷品，记住最基本的字母，那么就不难掌握文字的使用，因此字母国家的扫盲速度是最快的。新的印刷术，就这样与效仿他精神前辈——鼓吹使用本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胡斯——的马丁·路灯一拍即合，联手引爆了宗教改革。
新教的特点，在于他的无与伦比的繁殖能力，当所有人都有权利阅读圣经以后，中世纪天主教担心“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们更热衷以自己对圣经文本的直观感悟进行理解经义，那么有一千个新教徒，就能有一千零一个耶稣基督，再加上新教的组织架构往往是共和式的，即取消主教制，取而代之的是长老会、监督会与宗教会议，所有人共同参与互动，加尔文宗尤其明显。这使得低级牧师的人数与工作量大增，观念不合分化出新教会的速度也特别快，只要有一个识字的，就能迅速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教会，于是新教的教会数量就像病毒一样爆炸式增长。
教会数量的增长，使得牧师们不得不努力进行神学思辨，并且当时的牧师同时还起到如今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批评时政，以吸引更多的信徒，于是信徒与牧师的互动频繁和神学斗争的白热化加速了印刷业的增长，就好像宋元以前的佛教，其教义印刷品十倍于儒教。在宗教革命开始的二十年时间，也就是1520年-1540年，德文书籍是1500-1520年的三倍之多，此后更是节节攀升，光路灯翻译的圣经在1522年到1546年就有430个版本，以至于路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畅销书作家，人们对待他的所有行为大致相当于就算小时代拍的非常烂，冲着郭敬明这个名头也会有相当多人慷慨解囊。
这样互动的过程导致了地方性语言自我发明其经典，将自己的地位从拉丁语之下的一种方言抬高到与拉丁语对等的位置，就好像吴语、粤语对自己的定位从普世帝国的一种方言提升至与汉语对等的语言上。宗教革命带来的印刷业爆炸式增长，也让各民族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本民族语言的文献。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懂得拉丁语，牧师布道不得不因势利导，以本民族语言的印刷品供信徒们直接阅读，再加上宗教改革的领袖都提倡使用母语布道，这样做的后果便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除了神学以外的著作比如诗歌、小说、政论也迅速大规模涌现，本民族的语言越来越重要。
这无形中耦合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理性化、世俗化的宗教热情。当人们对宗教的争论开始冷淡了以后，再加上启蒙主义以降对理性无节制的崇拜，欧洲尤其是大陆国家开始逐步臣服于民族主义的祭坛中，因为人们总需要有精神寄托，哪怕是再号称无神论的人也不例外。当然在拿破仑革命之前，欧陆民族主义的热情并没有像日后那样洪水滔天，但安德森所谓“官方民族主义”此时已有萌芽。这是伴随绝对主义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步伐，一步步迈进的。
就整个中世纪，严格来说没有真正意义的国家语言，也没有主权国家，拉丁语之下是各种地方性语言，天主教会之下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实体，一个人可能是许多人的领主，也可能是许多人共同的封臣。但随着中世纪中后期频繁而又激烈的战争，封建关系开始不断被简化，最终慢慢形成如今所见的单一主权的现代国家的雏形。
国王们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而取得对外对内战争的胜利饮鸩止渴，乞灵于浮士德的药剂。将首都的语言抬高到民族语言，并不断打压各自治城市各行省各邦国的地方语言便是其中一种。这起初只是偶然性的，机会主义的，慢慢地便成为系统性计划。国王通过民族主义凝聚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动员全国所有潜力，为战争的胜利流干最后一滴血。随着国家疆界的日渐清晰，民族语言也逐渐固化，脱去胞衣，与自己的堂表兄弟们迅速分道扬镳，这就使得拉丁语更没有生存的余地。
天主教会不是没有想过反击，然而历史中人向来缺少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即使天主教会发动了反宗教改革，然而在宗教改革两百年以后，天主教才开始组建耶稣会，训练神学家们的神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辩训练，以抵御两百年来新教神学家咄咄逼人的进攻。认同天主教会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帮到多少忙，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主义者虽然也热衷使用拉丁语，但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整个教会使用的拉丁语过于粗陋，毫无逼格可言，只有效仿古典时期的拉丁作品才能真正提高人的德性。
然而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世风变了。在古典时代浅显易懂的拉丁文，在整个近代却是无比晦涩难懂，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日常语言。人文主义者所做出的选择，其机智程度大体相当于晚清的同光体诗人，于是拉丁语在知识界短暂复兴后又迅速衰落，直到今天，只有中国国产施派才热衷去学这样一门鬼语言。（这当然是在黑）
出身与路径远比个人的选择重要，因为它锁死了凡人可以选择的方向，不管情愿与否，他们都不得不走在神明事先预定的路上。天命向来不会给漠视自己的人第二次机会，不管他是误会，还是忘记。历史新的登场者如果不珍惜而今转移到自己身上的天命，下场并不会比前辈更好看，切记，切记。（《想象的共同体》书评/颍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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