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贵族的没落
贵族的没落是西欧近代以来的普遍现象，比如法国贵族的没落与大革命高度相关，但并非所有国家皆是如此，以英国贵族为例，他们的没落就相对较晚，原因则与政治民主化，普选权范围的扩大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有关。1688年光荣革命在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里往往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兴起的标志。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不难发现，导致这次革命的两党主要人物，皆是大土地贵族。立宪政府的确立使得贵族们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执掌者，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将1688年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体定性为贵族寡头政体，称之为贵族的黄金时代。这一辉煌不论是在大革命后，还是大革命前，法兰西贵族都是望尘莫及的。
但是，倘若我们以结果摸索原因的民科方法去寻找日后英国贵族衰落的原因，那么早在英国贵族政体如日中天之际，就有丝丝缝隙为堤坝被洪水摧毁亲手埋下了伏笔。然而这样对历史的理解带有大量的必然性色彩，仿佛时间就应该沿着一条箭一往无前，措辞不够严谨。不如我们颠倒一下思维方式，他们的衰落或许更像修筑堤坝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不断修正历史的方向，却因为身居历史之中的缘故无法放眼整个历史长河，最终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被始料不及的洪流淹没，最终拱手让出英国政治的主导权。
但不管怎么说，就像李将军从来没有对不起他的弗吉尼亚，丘吉尔从来没有辜负大不列颠的期望，黄金时代的贵族们也担得起大英帝国的光荣与辉煌，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贵族不同，英国贵族普遍有教养与文化，深居简出，热心于公共事业，并富有绅士风度，即使心中饱含傲慢，也不会当面表现出来，即使在君主面前，也不卑不亢。大体来说，他们的劣迹（如果有的话）远远比不上其他国家的同类。
与之相比，法国贵族更偏爱鱼肉乡里，恃强凌弱，劣迹斑斑，以巴结王室和出入宫廷而洋洋得意，托克维尔在比较英法贵族时就指出，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只能沦为人民的寄生虫，这比拥有权力并且盘剥人民更遭他人痛恨。法国贵族的生活往往比较浮夸，并且看不起实业。
英国贵族则善于投资，增值家业，甚至与资产阶级联姻，甚至获得“资产阶级化”的评价，因此门庭败落者与法国贵族相比并不多见。早期英国贵族偏爱把土地交给租地资本家，因为这样不必参与经营，避免许多麻烦。但仍有一些贵族，受时代影响和利益驱动，积极参加当时的农业改革，或者投身于工矿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
在公共政治上，英国贵族也是当时世界上，起码是欧洲最出色的一群政治精英，在他们的带领下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从光荣革命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除了北美独立战争以外，英国在欧陆争霸中从来没有输过，最后更是在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里将自己几百年的世仇法国打落谷底，获得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经济更是迅速腾飞，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伦三岛涌向世界。
但与之同时，英国贵族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也经常发生极其激烈的权力斗争，并时不时地拖对方后腿。党争在任何国度都不鲜见，英国的特点是首先他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光明正大的进行博弈，双方有最起码的共识，避免了更多的内耗。其次，双方为了能在政治斗争中压倒对手争相放开普选权的限制，以试图获得更多阶级的加盟，导致了英国一步步地走向了民主化，这反而导致了英国贵族自身的没落。
最初的贵族共和体制其实更偏向于一党寡头政体，威廉三世继位初年，有意在两党间实现政治平衡，组建两党贵族混合参加的内阁，但1694年他发现主要由地主阶层构成的托利党贵族反对对法战争，遂任命主战的辉格党的一党内阁。在他之后继位的安妮女王起初全盘任用辉格党，但随着英国在欧陆战争参与越来越久，随不断起用托利党贵族，以求尽早结束战争。
在西班牙王位战争的最后关头，也就是1711年，两党展开了一次形塑英国宪政路径的较量。辉格党人利用他们在上院的优势地位，以12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政府停战政策的决议。然而托利党不仅抛出当时战争英雄马尔伯罗公爵丘吉尔盗用公款的罪状，并利用女王的名义，破例一次封赐了12名托利党上院贵族，改变了他们在上院的劣势地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在英国古老的历史里，贵族一直是一个人数非常少的精英集团，哪怕是在二十世纪滥封贵族，也不过数千人，而此前按照惯例不能滥封贵族，而在法国或者德国，贵族泛滥成灾，一向在十万以上。1711年前唯一一次是斯图亚特王朝为了筹款而不得不滥封贵族，由于贵族的迅速贬值导致了许多大贵族与以钱款购买爵位与头衔的人们的不满，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此次先例一开，不但意味着贵族地位的贬值，同时也意味着非民选的上议院的地位也会随着时间贬值，权力极其有可能集中于国王无法自由任命议员的下议院手中，如果不制止此类行为，那么贵族共和演变为现今的民主政体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历史之人往往不大可能有跳出历史纵览历史长河的能力，再聪明的智者也只能抓到命运模模糊糊的影子，为了权力斗争的胜利，哪怕饮鸩止渴，贵族们也止不住了。
于是在乔治三世一朝，恶例一开再开，为了保证托利党的寡头统治，一再任命亲信充任上议院的贵族，使得上议院的贵族数量从1780年的189人，到1830年超过300人，一再保证托利党能够长期垄断政权统治。直到1830年，在野多年的辉格党才从大选中勉强上台，并将议会改革提上政府日程。但他们发现，托利党贵族依仗上院多数负隅顽抗，一再行使否决权，对抗辉格党占多数的下院。
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抗连续进行了三次，每次都是当时的辉格党首相格雷在改革议案被否决后，按照惯例要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选出新议会，然后以绝对多数在下院通过，接着在上院被否决。在第三次被否决后，格雷忍无可忍，在他看来，就宪法意义而言，贵族们否决民选议院的决议，意味着上院反对人民的意志。
因此他前往王宫，要求国王做出决断，要么批准政府辞职，要么加封足够的贵族以保证政府议案通过。为了避免国内局势动荡，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加封足够的贵族，并建议托利党贵族以缺席的方式以避免产生这样的非常手段。于是1832年6月4日，法案在上院以绝对多数通过。
第一次议会改革将普选权的范围逐渐放开，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享有选举权，促进了英国的民主化，而英国政治的寡头色彩也开始变淡。但上院此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重要议案都要通过他的批准才能生效，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大多扮演了反对改革的刹车角色。因此两党为了加强自己在上院的实力，有意利用国王，加封本党的骨干分子，甚至是在大选中进行过资助的富翁，以封为贵族。
而贵族的经济实力也开始慢慢削弱，光荣革命之后几乎所有的贵族都随着国势的上升而富裕，但是越到后来，慢慢有不少贵族开始家道中落，许多贵族家族在经营产业时，容易有始无终，上一代的产业很可能下一代就破产倒闭。原因有很多，部分是因为许多贵族要常年居住伦敦，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没有精力兼顾实业，部分是因为投资制造业的贵族较少，主要局限于与地产密切相关的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帝国国运的上升，许多贵族德性下降，开始骄奢淫逸，挥霍家产，导致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其政治声音。
而十九世纪三次议会改革，又进一步削弱了英国贵族对政权的掌控力度。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不仅上院是贵族的专属地，下院也仍由贵族们操纵，第一次议会改革是对英国贵族特权的首次冲击，此后宪章运动与工人阶级为了争夺普选权的斗争迅猛发展，冲击着贵族特权。为了避免政治革命和社会动荡，并增加自己一方支持力度，从而在下院胜出，1867年3月，掌权不久的保守党提出并通过了1867年议会法，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像第一次改革一样，土地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面前再次让步，使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但在另一方面，贵族们虽然在下院失去优势，但在上院和地方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以舞弊和贿选的手段控制部分选民。
但随着党争的激烈，两党不断为民主化进程添砖加瓦，互相监督的结果便是选举腐败行为明显收敛，实现男子普选权的呼声也越演越烈，1884年-1885年以及之后一系列的改革，普选权的骤然扩大，使得平民阶级在选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针对民众的福利制度两党也争相恐后地提了出来，以避免本党在议会斗争中失败。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依旧，两党此时还保持着最基本的克制，但福利国家的影子也若隐若现。不过如果没有一战总体战，福利国家的出现还是两可之事，至少会晚上好多年。
而此时英国贵族在议会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原本议会至上的原则在几百年的光阴演变里在十九世纪后期干脆利落地演变为下院至上，上院的权柄在民主化的浪潮里被消磨地干干净净，首相也代替国王拥有了册封贵族的权力，以至于一旦上院的形式不利于他的党派，他可以随意一次性加封足够的新贵，制定和通过具有宪法权力的议会法，剥夺上院绝大多数权力。最终1911年下院通过了新法案，彻底剥夺了上院拒绝下院提案的权力，使得下院至上成为英国宪政近百年唯一的基调。
与此同时，控制下院的自由党专门针对由贵族构成的保守党，征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额度节节拔高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地租在这个时期又疯狂下降，使得贵族们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出售土地，所有贵族的经济势力大不如前。
而完成对贵族最后一击的，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出于贵族的荣誉，他们的阵亡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阶层，而每一次继承爵位又要交一大笔遗产税，因为此时世界进入了总体战阶段，总体战的特点是为了国家的胜利，动员所有国力，不惜耗干最后一滴血泪，因此哪怕是对付出巨大牺牲的贵族家庭也毫不怜惜，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甚至将遗产税提高到98.5%的高度，相当多的贵族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不断地战死而不断地付出遗产税，最终宣告破产，一贫如洗，连女佣也雇佣不起，原本的贵妇不得不亲自料理生计。
两次愚蠢的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终于迈进了福利国家的摇篮，或者说坟墓。“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工合作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昔日的大英帝国，终于从中世纪以来的多阶级混合共治堕落为民主国家，而贵族更是不断贬值，上议院甚至充斥着1000多名贵族，以至于人们已不再视之为荣誉和高贵的象征，以至于工党出身的首相麦克唐纳竟然拒绝在辞职后被封为侯爵。
1998年，工党通过法案，政府将剥夺750多名世袭贵族议员在上院的席位和表决权，废除延续了600多年的世袭贵族制上院的特权，以期达到英国宪制改革，上院参议院化的目标。而此时，除了上议员的一地嘘声，安安静静的上院没有一丝声音。（《英国贵族史》书评/颍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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