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
那些白茫茫的雪花，就像是黑夜恸哭时的泪水，然而这两者的交织并不使眼前变得黑白分明。一切只是灰蒙蒙的。初中生看厌这灰蒙蒙的天和地，突然间纵身一跃，从教室楼顶跳下。当他被发现时，大人们首先想要探究的问题绝非他是否自杀，而是如何阻止别的孩子再出现类似狂举。只可惜稳重的善意根本不足以扼杀事态，反倒一次又一次将孩子们的愤慨加深。为什么校方要偏袒编造举报信结果引发大乱的女生，却完全不顾及“坏孩子”劣等生所遭受的无端怀疑？年轻的初中生当然是不成熟的，所以他们要查明真相。所谓真相，便是被“所罗门”隐匿的那些信息。所罗门是以色列的贤明国主，从耶路撒冷开枝散叶的三大宗教都推崇他是富有智慧和财富之人，却往往忽略不提其君王大权。所不同者，伊斯兰教的所罗门（音如苏莱曼）完美无暇，只有被寄予最大希望之人才有资格使用他的名讳；基督教的所罗门（汉译撒罗满）则仿佛我国中古时期的唐明皇，前贤后愚，晚年背弃神旨，供奉异教偶像。
从所罗门形象的完整性上来讲，基督教无疑更接近最古老的犹太教。按说犹太教的说法，所罗门不断纳妾，强烈的欲望最终使他失去智慧，倘若他没有兴建圣殿，死后怕是难得好评。要言之，历史上的所罗门虽然聪明，实际却是一个滥用智慧之人。他的智慧完全是用来引导事情向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而不关乎公理、正义。据说所罗门曾向到访耶路撒冷的示巴女王立誓绝不碰触她的身体，换得对方住进其宫殿之中，却又订下规矩禁止对方触摸宫殿里的任何东西。女王离去的前一晚，所罗门举办宴會，桌上摆满辛辣的菜肴，结果弄得女王口渴无比，当晚不得不溜进所罗门的房间喝水。所罗门以对方背约，自不肯再遵守诺言，女王无话可说只好留宿一夜。
宫部美幸以“所罗门”来比喻那些老成持重之人，确可说恰如其分。校方和警方的智慧，最初并不是用来揭露真相，而是想要用时间来冲淡一切，由此不惜否认事实，公开宣布根本不知道举报信的作者是谁。明明是掌握真相的人，却妄图运用手中的权力，努力将事件朝他们期望的方向引导，让全社会接受谎言。虚妄的执念促生出控制欲望，现实中的权力则使之有胆量运用智谋，这不正跟高踞王座的所罗门有异曲同工之妙？举凡自负聪明之人，总不免渐渐失去智慧。大人们的努力只是让孩子们不断受伤，卒而不再接受这种强制性的洗脑之举。
韩愈称赞柳宗元的文章，有谓：“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这是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浑而又深沉，典雅而又有力，直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宫部美幸的这部作品，同样当得上这四字评语。日本的大众文学一直令人啧啧称奇，从最初的中里介山《大菩萨峠》开始，历经直木三十五、吉川英治等“国民作家”锤炼，一直是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兼顾流行和深度，水平有十足保证。而前人的成就又直接提高了后人的基础，这便是文学传承，所以日本才会有“文学上的父子”之说，譬如海音寺朝五郎和司马辽太郎。而宫部美幸则以松本清张的女儿自居。事实上，宫部美幸有资格继承的绝不仅是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更包括司马辽太郎和吉川英治的两大衣钵，这是日本文学界的一个共识。
说宫部美幸足以继承吉川英治，想来不难理解。吉川英治除了“国民作家”、“百万人的文学”以外，尚有“时代小说界的巨人”这一美称，毕竟其成名作《鸣门秘帖》就是一部时代小说，推出后甚至可跟早赖《鞍马天狗》成名的大佛次郎之新作相抗。而宫部美幸“关注平民”和“超长铺垫”的两大特点，更是跟吉川英治如出一辙。吉川英治的作品要读到中盘方知好，宫部美幸比这位老前辈尤胜一筹，要读完中盘方知好。时代小说的特点是舒缓悠长、余音绕梁，所以宫部美幸的时代小说往往比推理小说更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其推理小说总不免像是当下背景的时代小说。这当然不表明宫部美幸的推理小说水准不如时代小说，而是说推理小说的读者们往往忍不了没刺激的漫长铺垫。
宫部美幸和吉川英治的文学传承姑且按下不表。再说司马辽太郎素以历史小说见称，宫部美幸却从来不创作这一类别，如何袭前者衣钵？宫部美幸害怕高空，毕生不肯离开日本国境。而马辽太郎钟情旅游，足迹踏遍亚洲各国，尤其喜欢到历史事件的地点吊古，顺带询问当地人是否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这跟“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的司马迁真是何其相似。其实司马辽太郎这个笔名，就是“远远不如司马迁”的意思，只因他要取法司马迁，以历史事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分析出日本该当何去何从。司马辽太郎出现以前，日本作家只懂得关注个体感受，行文细腻、琐碎，至司马辽太郎方始一变。司马辽太郎总是以一种历史学者的全知视角，自上而下俯瞰芸芸众生，事无巨细都一一梳理明晰。这有时固不免失之絮叨，但若以格局相较，则无疑恢宏有加，而且是有章有法，循次渐进，正犹如将帅调兵，阵脚始终整齐。宫部美幸所继承的，正是司马辽太郎的这种俯瞰视角。非如此，便无足看清社会的庞然全貌。所以宫部美幸的文学传承，是由松本清张的推理题材、吉川英治的醇厚性情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结构章法所共同组成。就《所罗门的伪证》而言，这三点都被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
宫部美幸兼备了松本之题、吉川之性和司马之眼，自然又有些地方跟三人都不相同。金庸《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之中，曾道：“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这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也无法干预了。”任何一部作品固然都出自作家之手，但是当作品提升到一定水准之后，便会具备其独立的性格，而不再表现出作者本人的性格。松本、吉川和司马都是至情至性的文学大师，其文字以“气”系之也以“气”贯之，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人，或者嬉笑怒骂，或者扼腕叹息，作者的性情一直跃然纸上。读者之看作品，其实是同时看到作品和作者两方，便如佛教所谓：“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宫部美幸的小说则完全不同。自始至终，读者根本感受不到作者的喜怒哀乐，而是根据自身好恶来认知作品中的各个角色。“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这种超脱的意境，使宫部美幸的作品更像一面镜子，冷冰冰照出现实。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有一个经典论断，大意是说：“项羽眼中的天，是黑白分明的，而刘邦不是。刘邦看到的世界是灰蒙蒙的，没有所谓黑白，一切皆可相互转化。”宫部美幸《所罗门的伪证》同样如此，世界没有所谓正邪，黑白可以相互转化，万事万物皆会随形势而动。所以藤野凉子明明是要证明大出俊次无罪，却可以放弃旧有立场，改以检察官的姿态从大出有罪的思路去重新查案。只要求得真相，是黑是白何妨？就算是先前被否定的人物，接下来也将会得到同情。
日本是一个文学的国度，有实力有抱负的女作家却非常罕见。足以和宫部美幸一较短长之人，恐怕只有宫尾登美子、山崎丰子和高村薰了。这三人之中，宫尾登美子注重文化精神，山崎丰子注重意识形态，高村薰则注重哲学神学，她们所着意的问题，其实都是：是什么影响了人性？人性何以如此？而宫部美幸所关注的，则是人性将引发什么。（《所罗门的伪证》书评/七曜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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