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内心充满伤感的“潜逃”的父亲
当我们亟不可待地在迅猛滚动的时间之轮中上下攀升、用力抓紧的时候，已经难得转身回望那些宛如柳絮般纷飞散落的过去，更来不及细看，在那一片影影绰绰的宛如幕布般的影像中，有个曾经巨大伟岸的身影默然退后，几近黯然离场。倏忽心惊的片刻，一种声音、一个呐喊会从我们的嘴里冲出——父亲！</p>那是我们的父亲。人类生存与演进的历史上，须臾不能离开的父亲。又是在现今的境遇中，与我们渐行渐远的父亲。作为国际心理学会前任主席的鲁格·肇嘉，以纵深宏大的气势，贯通人类史前、神话，以及现代工业革命的隧道，深刻地揭示了父亲这一角色的演变，从作为唯一始祖的神话到如今作为养家糊口的父亲，从将儿女高高举起的扛鼎之手到目下父性的枯竭与退却。
父亲、父性的枯竭与退却，即便只是在文字中的停留，也让人为之深深刺痛。读一本心理学的读物，当然，绝不仅仅是心理学，这是一本涵盖了生物、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等诸多方面的论著，读到了心潮澎湃又黯然伤怀的地步，是极少有的。这是《父性》这一命题以及由此展开的激情论述的魅力。
如申荷永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理解父亲的意义是一种追寻”。从蛮荒时代父亲的身影在地平线上的崛起，到现在与我们的渐行渐远，父性的缺失不仅是家庭、子女的不幸，更是社会的灾难。肇嘉在书中强调：“没有一个坚强的父亲支持的中产阶级，迄今就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完全进入了现代社会。”
吸毒、暴力、混乱、无序的根源在于男孩子们没有找到“父亲”，没有在“父亲”的规范和原则下成长，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产生对“父亲”这一角色的认同，那么，由这样的狂躁混乱难以忍耐难以控制的群体支撑起的社会的样貌可想而知。
父亲的衰落意味着社会的衰落。父亲的缺席意味着社会的危机。
“我真的很需要他，但我没有感觉到他在我身边。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思考的。”这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的男孩的回答。
就像一些鸟类必须经由父亲的教习才能学会特定的叫声一样，史前阶段的人类也出现了这样的遴选。那些能为雌性和孩子提供食物和保护的猿人才有更多数量的后代。而越来越多的前往远处捕猎的需要也使得“回家”成为重要的活动和需求。读到此节，令人不由得想起张艺谋的《归来》。离家与归来原本就是作为父亲的永恒的主题。但，归来的前提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离开。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克托耳的故事，带给人深深的震撼。
作为爱国者和父亲双重身份的他，抵挡一切诱惑，长途跋涉在回家的路上，可孩子呢，见到父亲的一刻，被父亲的盔甲吓坏了。这副用来防御敌人的盔甲，成为了阻碍父子亲密的巨大的阻碍。既隔绝了赫克托耳对自己内在小孩的流动，也疏远了他对孩子的真正的了解。这个时刻，赫克托耳摘下头盔，用他的手臂，同时也是用他的敞开的心灵与关怀，将儿子高高举过头顶。这一姿势，成为接下来所有时代的父亲的特征。
与母亲的怀抱不同，“举高”是专属于父亲的形象。父亲的角色是要全副武装地与全世界战斗，必须用盔甲将自己层层包裹。这也是坚定、果断、秩序和计划的象征。这样的盔甲不是生而有之，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因为是外衣，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穿起，在休息的时候脱下。这是作为真正坚固的父亲的需要，这样的装备使得坚持原则和稳定性成为父性的特质。因此，“赫克托耳是传统父亲的一个古老的隐喻”。
走向现代之后，父亲的形象渐渐变成了养育者。父亲高大、强壮、坚定的形象逐渐隐没。对孩子心理学意义上的重要性渐次消解。赫克托耳的“举高”意味着将孩子提升到更高的社会与道德层面，而不仅仅是衣食与物质的供养。“举高”意味着父亲与孩子的相互选择，儿子成为独特的人，父亲成为独特的个体。工业革命撕碎了父亲的权威，他们为孩子们提供生计来源，但是不再被作为榜样。肇嘉对“贫穷的、都市化的父亲”的描写，不仅让我们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父亲们，也继之联想到了所有置身于都市化的压迫之下的父亲们。即使是上层社会，父亲也不得不离家更远、离家更频繁。
当我们面对老照片中，被一家人簇拥在中心位置的父亲形象，再对比时尚影像中，赤裸上身拥抱孩子的温和孱弱的父亲形象，触目惊心之下，恐怕不由得要信服肇嘉得出的“父亲已死”的隐喻的结论。
父亲已经成为奢侈品的今天，家中的位置被母亲和孩子们占领，父亲在孩子养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低于母亲。照顾孩子的责任如果完全落在了母亲身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几乎等同于退化到了动物的生活。而与母亲毫无区别的父亲的形象，使得孩子们倾向于寻找具有力量的其他的男性人物。也使得父亲的影响日渐消失。一群非理性的、寻求即时满足的、冲动的、破坏力很强、蔑视权威与规则的群体就这样成长起来。
“父亲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回家的时刻。”
<p>Father一词必须大写。“父亲”，归来！（《父性》书评/水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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