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园大学_智慧故事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的好大学的好学生。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零分或一百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们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20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们不敢做什么，他们的处事能力还不到五岁的水平。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们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们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对方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他们像努力迎取阳光的向日葵，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服从权威，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 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赶着走”的育婴方式。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传授知识，而不是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按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点名的成规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授课——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12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成长——他们会长大吗？毕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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