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本主信仰中的民族交融

5 o$ X* l# k  [作者：段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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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意为本境福主，指某一自然村落或某一地区的护卫之神。本主信仰是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极具地方性特色的信仰。本主信仰的根源来自原始的土地社神崇拜，后渐渐演变为将众多能体现白族社会价值观念或为本地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塑造为本主神，并加以奉养和崇拜的民间宗教信仰。在白族观念中，人和“本主”息息相通。因而白族的本主信仰没有高高在上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极少有消极避世的唯心主义色彩。对于白族人民来说，本主并不远离人间烟火高悬于众生之上，而更像是活在人们身边的良师益友。因此可以说在今天的大理地区，无本主不成村，对本主的信仰已是白族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和动力源泉，而判断一个村庄是否拥有一定的历史人文底蕴，就是要看该村是否拥有自己的本主庙和本主信仰。

（大理凤仪镇满江村本主庙大殿，段海容摄于2022年2月1日）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便是大理地区万千本主中的一位——将军洞李宓本主，一位生前本是与大理白族先民为敌的将领，却在兵败身亡后成为其对手后人所供奉敬仰的本主。李宓由败军之敌将摇身一变成为被本地乡民尊奉的本主的传奇经历，正是今天大理地区白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一大典型例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宓本主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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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天宝战争与李宓其人

南诏，是唐代兴起于今大理地区的一个强盛的地方政权。王族姓蒙，“诏”在南诏古语中意为王国。古时在今洱海一带有蒙秀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互不相属，彼此攻伐的小王国。其中的蒙舍诏就是日后南诏的前身。随着唐王朝的建立与兴盛，审时度势的蒙舍诏统治者展现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的态度主动臣服于唐朝，从而换取了唐朝对蒙舍诏统一六诏事业的支持，而唐朝也意欲通过扶持新兴的南诏政权以牵制国势方兴的吐蕃，双方一拍即合，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南诏第二代国王逻盛曾多次前往长安朝觐唐高宗与武后，在唐境姚州（今云南大姚）生下儿子皮罗阁，甚至最终自己也病死于长安。在唐朝的有力支持下，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南诏王皮罗阁战胜河蛮，攻取并定都大和城。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赐皮罗阁名为归义，晋爵云南王。随后在剑南节度使王昱的建议下，将六诏合为一诏，南诏王国自此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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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故都太和城遗址，段海容摄于2022年2月8日）

然而进入天宝年间以后，唐玄宗逐渐年老昏聩，不理朝政，奸臣当道，国势渐衰，而新兴的南诏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发展。因彼此间沟通不畅，缺乏政治互信，双方在对滇东滇池地区的统治权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以天宝九年时任唐姚州都督张虔陀非礼侵犯阁罗凤之妻、挑唆离间南诏王室关系事件为导火索，导致轰轰烈烈的天宝战争就此爆发。

长期在云南地区任职，堪称唐朝“云南通”的李宓在天宝战争爆发前后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李宓在天宝战争前便作为唐朝经营滇东地区的重要军政官员，负责招抚盘踞于滇东地区的爨氏势力的同时遏制南诏东扩，因而遭到了南诏方面的忌恨。天宝十年战争爆发后，唐军在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率领下大举南下，气势汹汹直逼南诏都城太和城。南诏闻讯后在求和无果的情况下与吐蕃结盟，双方联军在西洱河畔大败远道而来的唐军，唐军主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第一次出师征伐不利后，秉持国政的奸臣杨国忠不甘心失败，反而还“欲求恩幸立边功”，向玄宗进献谗言，玄宗遂下诏整顿兵马再度进攻。天宝十三年，杨国忠遣李宓领十道兵，号称有十万之众，再伐南诏。李宓计划水陆并进，从今邓川、海东地区夹击太和城。南诏方面则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太和城下。南征的唐军士卒多为新募之兵，训练不足且士气低落，同时还饱受瘴气之苦，内部瘟疫横生。并最终在补给耗尽后，被迫撤军，南诏则全军主动出击，再度全歼唐军，作为主将的李宓也“沉江而死”。唐朝两次南征南诏均以惨败收尾，不仅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更是直接导致与南诏的关系全面破裂，南诏自此倒向吐蕃，与之结盟共同对抗唐朝，成为中唐时期唐朝在西南的一大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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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败将成神：李宓形象的转变及其本主地位的确立

据南诏史料记载，在连续挫败唐军后，高瞻远瞩的南诏王阁罗凤念及南诏国小民穷，短期对抗朝政腐败的唐朝，或许能因占据天时地利而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然而如若长期对抗，南诏绝非地大物博的唐王朝的对手，因此在得胜后阁罗凤并未得意忘形，反而始终为日后能与唐朝重修旧好留有余地而准备着。为此他一方面高姿态的宣布：“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表示与战死的唐军将士恩怨已结，不再细究。另一方面更是专门下令为阵亡的唐军将士们收尸建冢，并以礼葬之，这就是今天位于西洱河畔天宝战争古战场处的下关“天宝战士冢”之由来。阁罗凤的善后之举无疑表明了南诏统治集团“和唐”的心愿，这也为之后唐德宗贞元十年唐诏在苍山会盟，再度通好以及日后李宓形象在大理白族人民心中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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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天宝战士冢，段海容摄于2022年1月29日）

“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惨烈的天宝战争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无数生灵为兵燹吞没。因此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之时，深受佛教“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思想以及本土鬼魂崇拜影响的南诏百姓常常会在战场旧址听到杀戮的嘶喊声和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的哀嚎哭鸣声。他们为此十分恐惧因横死而化身为厉鬼的唐军将士前来复仇滋扰。为此便自发前往在埋葬唐军将士尸骨的墓冢进行祭拜，以求超度安抚亡魂，使之不再作祟，人鬼各自相安。而作为统军大将的李宓既然同样死于非命，那么到了阴间他也将是统率唐军将士亡魂的统领，因此在这一时期李宓便是以“鬼将”的形象出现在本地的信仰体系之中。

六百多年后明初收复云南，首次在云南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州县体制，将云南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权体系之中。为了巩固统治、稳定人心，明朝地方当局除了吸收以往朝代“以夷治夷”的经验外，还特别重视在云南构建与内地一致的制度体系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认同。而作为一名为国捐躯、马革裹尸的将领，李宓的经历完美地与儒家宣扬的忠君爱国、杀身成仁思想高度契合，来往于大理的官员和士人都表达出对李宓率军南征而不幸战殁，以至英魂长眠于他乡的哀婉与感伤，并对李宓“忠君爱国”的品质表达了高度的认可。因此作为忠义象征的李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士人的大力推崇，成为了大理地区“忠义之神”的代表。此外作为南征唐军后裔的李氏族人的标榜宣扬，也是这一时期李宓本主信仰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大理下关上村及巍山营头村都有奉李宓为祖的李氏宗族分布。据明代地方史料记载，早在明代中期，下关李氏和巍山李氏都已经形成了自己是李宓后人的认识，并以忠烈之后为由向官府请封立庙，积极为李宓本主庙的修建捐款出力，意图得到官方对于自身祖先忠义形象的认可和承认。

正是在地方官府士绅和李氏族人的合力推动下，李宓将军祠得以重修，进而以龙王的身份得到世人的供奉。这与明代大一统背景之下李氏族人想要获取“李宓后裔”的合法身份进而推崇李宓“忠义形象”的用意分不开。结合“国家在场”理论中“国家与地方民间信仰”的关系来看，地方官员推动李宓与本地龙神信仰相融合，就是想借用当地的“龙神崇拜”与神化后的李宓结合，进而促使大理的地方社会接纳中原儒家“忠孝节义”理念，形成地方社会与儒家主流文化的呼应。清朝建立后，在明朝的基础上，继续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上推行改土归流，经济上大力发展封建地主经济，文化教育上进一步推崇儒学理念，加强汉文化的对本地社会的影响，从而使得云南各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入到大一统的格局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宓本主信仰日渐繁荣，愈来愈多的民众到李将军庙祭拜李宓，更多的李氏族人将李宓奉为自己的先祖，将李宓奉为护佑之神的地域范围较之明代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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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理下关上村的将军洞李宓本主庙，段海容摄于2019年10月4日）

纵观李宓本主信仰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李宓的形象从外来的败军之将转变为本地白族本主受到人们的崇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李宓“由人而神”的身份变化及其神职功能的变化，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主流价值观对地方社会价值认同的影响以及地方为实现文化价值观的融合而采取借用本土历史与信仰传统宣扬主流价值观的做法所带来的成功影响。

在天宝战争南征的唐军将中，被当地人追尊为本主的并非只有李宓一人。李宓麾下的六位将军，即：英武将军、白马将军、忠孝将军、威镇五爷、感应六爷、先锋七爷也分别被散落于洱海盆地内的不同村庄各自奉为本主。而他们被奉为本主的原因要么就是麾下幸存士兵及其后裔的追思，要么就是生前屯兵于大理时曾有造福一方百姓的行为。以李宓为代表的将唐军将士尊奉为本主的行为，消弭了天宝战争所带来的敌对因素，通过朴素的本主信仰将外来族群与本地土著居民有效的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从而有利于双方和谐共生，互取所长，更好的实现民族融合。李宓本主只是今天大理地区万千白族本主中较为著名的一位，其从民间信仰的视角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类别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能生动的帮助我们理解各民族交过程中，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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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雪洱海波，段海容摄于2022年1月29日）

中华民族|56个民族之云南大理白族本主信仰中的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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