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辉煌一百年

白话文辉煌一百年
2000年12月30日 北京日报 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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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是白话文的诞生和成熟。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门槛，门那边是文言文，门这边是白话文，迥然不同，宛如两个世界。
　　白话文的出现是伴随着文学革命而发生的。严格地说，没有文学革命就没有白话文。在文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白话文虽说也有，但那是另一回事，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白话文，也不是这里要讲的白话文。
　　这里所说的白话文是指文体主导地位的白话文，即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普遍使用的文体。这种白话文是五四运动前后才有的。此前，课本，包括已经出现的洋学堂中使用的课本，都是文言文，学生是不会用白话文写作的，小学生亦在其中。
　　由文言文转成白话文，颇费了一番功夫，全社会曾为之而努力，其难度绝非现代人所能想象。
　　现在所有的人都能很轻松地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写信、写文章、写日记、写文件，简直易如反掌。殊不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吃现成儿的。
　　当初，“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倡写新文学的时候，首先要发起国语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方言太多，白话文是语体文，到底要按哪种“语”来“文”呢？方言成了大障碍，非推广一种大家公认的语音不可。语体文要上阵，先得讲国语，大家按标准音说话，再按标准语行文。
　　文言文则不必如此，它不是按说话的规律来行文，不管发什么音，按哪地的方言去朗诵，反正不识字的一律听不懂。
　　白话文的威力就在于，不识字不要紧，一念一听就明白，口语嘛。重要的是：要有个公认的母音。
　　许多国家的现代文学也有这步棋，都有各自的国语运动伴随而生，很有共同的类似之处。
　　一点都不奇怪，当初，语言学曾是红极一时的热门科学。“五四”大作家差不多都是大语言学家，刘半农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后来索性专攻语言学了。
　　“需要”能造就一切，现代语言学的兴盛也在其列。
　　刚刚出现的白话文曾有两大弊病：一是半文半白，不能完全“白”，颇有遗老之风；二是用欧式的语法，不能完全“中”，特别地洋。
　　有一个时期，这类白话文念出来，老百姓居然不懂，有如天书一般。
　　可见，白话文的诞生像婴儿诞生一样，是有阵痛的。
　　难怪，老舍先生说过，“五四”运动前后，他曾发了疯似地练写白话文，那时，他大概十八九岁，以至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纸。
　　闹了半天，“白话文万能”，即用白话文来描写一切，曾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当你朗读曹禺先生翻译的莎翁剧本中漂亮而流畅的台词时，当你吟咏余光中先生动人的《乡愁》诗句时，当你欣赏老舍先生用通俗而不庸俗的纯正普通话描写人力车夫祥子如何在西直门外河边上观看日落的情景时，你会由衷地感到现代白话文的美丽和美妙，但可曾想到白话文由诞生到成熟会有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
　　想到这儿，也许，人们会在肃然起敬中感到一种自豪和庆幸。
　　白话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