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与民族传统思想

作者：马性远　冯仰澄　阮庆祥　朱明水　杨德礼　孙胜利　钱茂竹　　人们如此鉴赏兰花，与我国的民族心理素质有密切关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它是中国古典美学与古典美学所依附的传统思想的产物。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几十个民族团结一起的大家庭，孕育了光比日月、灿若群星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思想，它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原动力，也是审美鉴赏的基础和母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与文化。这三家自有学说，各成系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而抵牾，时而共处，表面排斥又暗中吸取，到唐宋以后，更出现了相互交融、三家汇合的趋向。传统思想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族的心理机制，当然也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这三家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当然是儒家。儒家自孔子创始以来，经孟子、苟子等人的开拓、发展，到汉武帝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所以一直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和正宗，是漫长的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孔子不作高激之论，一惟中和之教，认为儒学主张小可为夫妇之谊，大可成国家之政，因此几千年来无论圣哲思庸，莫不取正。其绵历之久，涵盖之大，孕育之厚，滋润之深，当是盖世无匹。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民族文化，究其实就是儒家的思想与文化，而儒家的始祖孔于恰恰与兰有不解之缘。道家本是与儒家相对立而产生的学派，它主张“绝圣弃知”，自然无为，求真返朴，逍遥自在。自老子、庄子以后，含章抱质，析理言文，遂成时尚。其越世之谈，遗物之趣，旷达之识，淡泊之风，千百年来，既时为帝王所好，更成为黎庶之所亲。特别是历代文人，每当乱离之际，常寄情玄谈；饱经风霜之后，则倾心虚无，所以它的影响，远而四裔，下而习俗，不可估量。而道家之潜迹山林又往往与兰为友。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本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缘相生，生灭相续，自东汉中期传人中国以来，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八方传播，四处渗透，尤其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它提倡清静无为，慈悲为本，宁勤苦于今日，寄希望于来世。其色空之论，解脱之说，尤合世人之心、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是由儒、道、释三家交融，又以儒学为主所组成，而兰则成了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物，成了具有这种传统思想人物的寄托所，也就是说，兰的上述几方面特征正迎合了民族文化的要求，民族特殊的心理素质的要求。　　例如兰的“独秀”，与儒家一贯倡导的“慎独”多么吻合，与道家的率真何其相似；兰的四季常青，与儒家的洁身自好，与佛道的清静恬淡也一线相通；兰的幽香，与儒家的兼济、独善美德，与释道的济人行善说也有灵犀一点之效；兰的一身素雅，与民族性格中朴实无华、中庸平和又是如何的相仿相近。而兰的不畏霜雪凌厉，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坚贞品格，与中华人民不畏强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又息息相通。可见兰之所以在中国受到特别的喜欢与青睐，成为千百年来人们鉴赏不尽、赞美不绝的对象，乃是有民族性格、传统思想为其内因的，是中华民族高度精神文明表现之一，是几千年文化孕育的结晶。这是兰的审美鉴赏的基础。　　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兰花之乡，不仅具有种植兰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也有丰厚的社会条件，这就是绍兴的地方文化为兰的生长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肥沃的土壤。绍兴历来是礼义之邦，人文鼎盛，名家辈出。《吴越春秋》记孔子弟于子贡部越一事，子贡称颂勾践：“卧财分利使之仁，涉患犯难使之勇。用智图国则使贤，正天下定诸侯则使圣。”可见勾践图强复国的纲领也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仁、勇、贤、圣的主张。而绍兴历代文人之多成就之高是尽人皆知的、所以兰在绍兴找到了最好的栖身之所，找到了能够理解它、歌唱它的诗侣酒友。　　道家在绍兴也有深厚、悠久的历史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有一个庞大的会稽文人集团，其中不乏许多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名流。王羲之也信奉道家，他写《黄庭经》，游名山大川，最后以风景秀丽的道教名山——金庭观为归宿之地。唐代贺知章晚年要求玄宗批准他为道士，并赐剡川一曲，其村宅为道士庄，其居家为千秋观。道家与道教旦不是一回事。，但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汉时，有会稽郡上虞的魏伯阳，他撰的《周易参同契》一书是道教经典。据道教秘籍《云笈七签》所载：道教有天地宫府图，称洞天、福地，为神仙、真人住居之所，除十大洞天外，有三十六小洞天。而这三十六小洞天中，绍兴就占了两个，即第十的“会稽山洞”，第二十七的“金庭山洞”。又有七十二福地，绍兴占了三个，即第十五的沃州，“在越州剡县南”，第十六的天姥岭，“在剡县南”，第十七的若耶溪，“在越州会稽县南”。三十六小洞天的“会稽山洞”即委宛山麓的阳明洞，此处传说历代有龙显现，贺知章撰有《龙瑞宫碑记》，这碑 记被誉为“古代道教摩崖题刻中的珍品”。上虞县有兰芎山，盛产兰花，东晋道家代表人物葛洪曾坐在山石上，观赏兰花。乐而忘返。　　佛教在绍兴影响深远。今绍兴市东南的天台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发源地，是隋代高僧智凯讲经住持之所，但他多次在毗邻的令新昌大佛寺讲经传道，而且最后圆寂于此。寺内大佛素有“江南第一大佛”之称。东晋时名僧支适等长期居留越州，与谢安、王羲之诸贤士名流吟咏游览，曲水流觞。南北朝时，名僧慧皎在绍兴嘉祥寺写下了我国第一部佛教史著《高僧传》，其后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既精《般若》、《法华》诸经，又善书法，他的《千字文》至今为世所宝。近年出版《中国宗教名胜》辞典中，古代浙江著名佛寺为51处，而绍兴城内即占5处，而在农村的下方桥石佛寺石佛、柯岩石佛则为浙江四大石佛中的两座。从中可以看出佛道思想对绍兴地方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厚的，而生长繁殖在这些名山大川、幽谷深林中的绍兴春兰，自然而然地染上了佛的影子和道的灵光。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绍兴有着多么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它所造成的文化积累是那么的深沉和厚实，这就养成了绍兴人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点，它有着我们整个民族心理的共性，又有着自己地方的个性，而这个性正是几千年来绍兴人爱兰、种兰、颂兰，如今将兰作为市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