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不能承受之重

作为西方第一部李鸿章传记，英国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所著《李鸿章传》1895年在英国出版时，传主尚未过世，此书作者也不曾当面或通过书信采访过传主，甚至“没有找到李鸿章的日记”，仅凭蒐集当时报章上的相关报道等有限的公开资讯、加以串缀而成，远远不能称为完备。时隔一百多年，此书中译本首度推出，而李鸿章研究在今日已是显学，海内外著述甚多，研究也已相当深入，则此书在当下的意义何在？

其实，这本传记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资料来源的局限，它的“不完备”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那是回到现场，却又远距离旁观的，虽然缺乏细节和秘辛，但其论述却是建立在既成事实之上，又因华洋之别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隔阂感，因此反而另有一种外来观察者的严肃。

自明初以胡惟庸案废宰相之后，中国的君权与相权之消长，已呈现一边倒之势。明、清两朝是没有西方“Premier”意义上的宰相的，李鸿章的“合肥相国”之称，顶多只是一种恭维。虽然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他从来不曾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更多地是靠其手腕和非正式影响力在腾挪周旋，作为“重臣”，他只有当负和不当负的责任之重，而无与其任事相称的权位之重，绝对承受不起西方人给他的“中国副王”的“僭号”。



道格拉斯此书所记述的李鸿章行迹，也充分见证了，李鸿章的一切努力，无论是军事上、外交上，还是力图引领中国走向近代化之路，都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虽勇于任事，却总是在勉为其难。在这整本书中，李鸿章的身份更多地是一个地方官员，并不能主导中枢，他展现其左右全局的能力的时候，往往也是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其个人也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李鸿章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因此他自嘲是帝国的“裱糊匠”。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的结论中也说：“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然而在“天朝崩溃”的大背景下，“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语）

“正是由于他自1860年代至1901年去世几十年中在中国政治上的突出地位，他后来一直受到历史学者的严峻批判。”（朱昌峻：《李鸿章：一个评价》）而道格拉斯此书，对于李鸿章何以达到这种“突出地位”及其与此同时始终面临的困境与无奈，都有如实的记述，这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褒贬参半的历史人物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和“温情的敬意”。

稍早于道格拉斯此书在英国出版的1895年之前，1894年8月27日《伦敦每日新闻》的报道，称“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然而此时清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已经打响，李鸿章很快将迎来他一生最重大的挫败。但即便本书写到《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止，李鸿章仍以其在失败之后尚堪称为智勇双全的个人表现（包括赴日和谈遇刺、忍辱负重签约、运作三国干涉还辽），在国际上犹能不坠声名。

因此在本书最后，作者“在对李鸿章的一生的描述结束之际”，“不得不”对传主表示了“敬仰”——虽然“这份敬仰中不免有些遗憾”。李鸿章一生主张“中体西用”，而作者的“遗憾”恰恰正是李虽然“认识到西方器物的价值”，却没有认识到“旧瓶没法装新酒”。——然而，对于身处局中的李鸿章，很难要求他“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远不止是他个人的困境。

甲午割台之后，丘逢甲愤然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殊不知，割地的宰相亦是无力回天的老臣。从少年入都时意气风发地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到临终痛言“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李鸿章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背负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从这本西方同时代人所撰写的《李鸿章传》，我们可以看到，传主一生逆水行舟般的奋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虽然最终于事无补，却仍然是可敬和应当被铭记的。（《李鸿章传》书评/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