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现代之思

过去我们过多地在强调打破、打破，在认识了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后，以摧毁一切、重估一切的理性逻辑来评判价值、建立价值，然而时至今日，在文化与价值的一片废墟上，我们发现自己早已没有了栖身之所。在我看来，当下应该强调的，是文化与价值的重建，重建对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文化信仰的认同。这也正是我对作者观点的认同之处。

一、人性主体觉醒后的失落

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与民族的宗教、法度、秩序、风习相联结，人在这一社会中的价值亦正在于这种联结，由此得以体现人的意义。然而自近代以来关于人自身主体性的觉醒，诚如甘阳所提到的西方知识论的转向而引起的革命性思考，却带来了人与这种传统的割离。诚然，现代社会并非完全是失落，我们不能否认传统价值中存在的缺点，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文化形态，本身并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但在现代化语境下，本人认为对于现代社会不应当只取其正面价值而无视问题所在。这也是甘阳在对现代化一片赞颂与向往的大背景下提出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原因。

按书中所讲，传统社会以道德、伦理、法度、宗教维系，其本质是“道德社会”，固然，阶级地位与生俱来，但精英文化在这种社会中却得以保存，文化价值与信仰把人与整个社会的精神紧密联结；然而现代社会以知识、能力为评判标准，以知识决定人的职业分配，本质上是“知识社会”。在后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中，人的机会是平等了，然而这种平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泛滥，不可避免地将整个社会精神拖进了庸俗化、无聊化、空虚化。人在现代性中发现了主体自身，然而人却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意义赖以存在的根基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对于“他物”的存在、“神”的存在作为本质的认识的依赖惯性造成的。关于这一点，在苏格拉底的命运中早就可见端倪。



苏格拉底之死至今仍引发人们对雅典民主的质疑与批判，并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亵渎，然而，同黑格尔相同，我认为双方从文化意义上讲都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无罪”本身，“并因为它的罪过而受到惩罚”。如其言，雅典人到了这样一个文化时期，个人的意识作为独立的意识，与普遍精神分离开来了。他们处罚了苏格拉底，实质上是处罚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环节。当人民的精神从普遍精神中回复到自身的意识时，雅典民族便解体了。人性的觉醒却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衰落，这岂不是悖谬？

本来人自身的意识的觉醒是作为现代性中人的自由的重要的，甚至是最吸引人的体现，可为何在现代性到来之时反而成了人的自由的枷锁？人的存在由于他对自身的觉醒而变得无感、失落、空虚、庸俗甚至不自知、无意义，原因在我看来，无非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觉醒了，但作为价值实现者，即价值主体的人却因此而失掉了精神家园。他只是在盲目运动，但他不知道为何而运动，向何处运动，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迎接自己。或许鲁迅的虚无、惶惑正在于此。这可以从他的《过客》中找到证据。过客一直走下去，尽管前面是坟，尽管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尽管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这也反映出鲁迅的道路：绝望的反抗，以此作与内心一切价值毁灭的回应，作与这一切价值毁灭的空虚无聊的即将吞噬自己的无穷黑暗的“捣乱”。这是他的回答，然而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没有回答。他完全被现代性中“人”因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迷失在主体意识的空虚中的二律背反所吞没了。他试图摆脱，却摆脱不掉，因为他的精神已经被这种虚无感吃掉了，这也是他作为“战士”的牺牲。这也是鲁迅的悲剧，因为他同苏格拉底一样，他，以及他所抗衡毕生的那一方，这双方也都是没有错的。

这个悖谬的主题，也就成了至今一直讨论的话题，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印证了这种荒诞人性：人生本来就是荒诞——我只知道我是我，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只知道向前走，但我不知道路究竟把我引向何方；我只知道我在干什么（等待戈多），但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什么，我干的事意义何在（戈多是谁？为何等待？）。

现代性实现了人性的觉醒，却又仿佛告诉我们人性本身什么都不是。难道现代性就在于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后惊奇地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身处黑暗绝境而无处突围、无处可逃？这不是对我们探索、认识世界的几千年精神史的莫大嘲笑与讽刺吗？

二、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信仰与人性——上帝之城的重建

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而人又无往而不在摆脱枷锁，这就造成了作为人的苦痛：打破一件枷锁之后，才发现这打破本身就是另一件枷锁，无穷无尽，在这里，人陷入围城，是逃不出的。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理性带来的难题，不管你怎样试图以理性解释世界，在经历无数追本溯源与循环往复后，你总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这不得不引起了强烈的兴趣：问题是不是出在道路本身上，而不是方法？

“非理性主义”在人本主义文论中的兴起或许就是一种新道路，不管是“非理性主义”，还是“悬搁”，各种对内心原初体验、意识活动等等不能用理性加以阐释的论点，无不显示一种对理性批判的远离与对文化批判的靠拢。正如柏格森将绵延看成完全性质式的、不可测量的，力图将内心与外在分离，将广度与绵延分离，以及对两种自我的认识：存在两种自我，其一为基本的自我，其二为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只有前者，即基本的自我才是自由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将观察的视角转向内心，转进文化层面的思考，而非仅仅用数学、几何的方法去论证。

由此，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在寻求人性在现代得以生存的时代，我们需要在理性之外为信仰预留一块地方。这绝非臆想空论。殊知，西方哲学一直以来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却引发了对于这一基础的怀疑，用甘阳的话说，就是“从对人文领域的哲学考察开始，不知不觉地走向对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批判反思，最后则日益自觉地推进到对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彻底反省”（《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版，P76，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对文化的反思，绝非批判那么简单，而是价值与信仰的重构，是人性的再建。甘阳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文化讨论的重心应当从纠缠于传统文化为何阻碍了现代化或传统文化应当如何促进现代化这类问题转到现代工商文明新社会秩序条件下如何使“社会系统”（经济、政治）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尽可能保持一种较为合理、健康的均衡态势。以我的看法，这一问题的转向也隐含着如何对待人性的问题，即，如何调整以使人性的发展合理化、以与社会系统相互促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价值来维护、保存、实现自身？在一个不断向“工具理性”靠拢的社会，如何使信仰与价值的重构在最大限度内成为可能，以保护道德理想免受进一步的毁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现在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但我也无法赞成甘阳提出的儒学现代化中把一小部分文化人投进学术，靠学术重建信仰理想，靠学术完成人性的回复。但我相信，唯有保持信仰与理性的均衡，人性在现代社会方在最大限度内不致被扭曲、异化至此严重地步。信仰重建、实现再平衡是人性归途。（《古今中西之争》书评/微雨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