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革命

1740年，当“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这首歌首次回响在英国的舰船上的时候，不列颠人意气风发。王国在不断扩展，遍及六大洲。海洋，确实在英国人的掌控之下。由于北美殖民地的开拓与欣欣向荣，大西洋几成不列颠人的内海。英国人环顾四海，世间尽是蝇营狗苟的专制政体，只有不列颠保持着自由、法治、稳定与秩序，也实在不由得英国人豪情满怀。在宣传的小册子里，在朋友的书信中，在议会发表的演讲中，英国人开始用“帝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

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此时还不是印度，而是北美殖民地。自英国殖民北美至此时，英国所属美洲殖民地欣欣向荣，人口已繁衍至两百万，蔚为大邦。在有识之士看来，美洲殖民地在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展与繁荣是必然之事。到那时，无论从人口、资源、社会与经济发展，还是从安全方面考虑，这个帝国都将如罗马帝国一般，成为整个地球的主宰，而不仅仅只是诸列强的一员。

但是，全球霸主之梦，在1776年破灭了。北美人拿起武器，口呼“独立”，从大英帝国中脱离了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压迫？无论讲政治还是讲经济，殖民地人民所受压迫，至少不重。让我们用几个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下，做一个简单的审视。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税负。以不列颠本土人民在1765年人均税负为100，弗吉尼亚、康涅狄格、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诸州的税负只在2到4之间。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身高。英法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27米，比同期的英国新兵的身高平均要高上7到8厘米。也就是说，几乎在200年前，殖民地人民的身高就达到了现代水平。根据常识，身高反映营养水平，间接反映生活水平。从人均寿命上来看，在1780年前后，美洲殖民地人民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峰，1800-1860年之间反而是在下跌（工业革命之故）。根据时人的描述，新英格兰“显示出一种富裕和满足的气象”，“这里所有的居民看起来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其他地方根本见不到比这程度更高的独立和自由”，到处可见“相当好的城市，富足的村庄，宽广的田野。”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后来的革命者，于1766年在英国下院声称，“（殖民地）全都欣然屈服于王室统治，它们的所有法庭都遵从议会法案。……他们对英国、英国法律、习俗以及礼节，都不仅心存尊敬，而且感情深厚。”



是因为美洲人开始把自己看成另外一个民族？在美洲（殖民者）这一方面，他们对大英帝国子民这种身份是颇为自豪的。后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给心爱的妻子阿比盖尔写信的时候，就骄傲的指出，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这种观念并非亚当斯一人独出心裁，而是久已有之且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美洲殖民地人民政制、经济、宗教均五花八门，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自认是“英王臣民”或“英国人”。某政治家1700年对马萨诸塞议会说：“我们是英语民族的一个部分，这是上帝的很大福佑。”罗得岛议会在1723年上书贸易委员会时则称，“我们谦恭地祈求尊贵的大人们相信，我们血管里流的血带有古老的不列颠血液的颜色。”

那为什么北美人还要这么做呢？答案当然很复杂，英帝国地缘格局的变迁、英帝国政治结构的缺陷、英国和美洲的社会变迁、革命话语的兴起、英国的不当应对、双方的循环刺激升级反应等等都可以算得上。

不过，这里有一个原因其实可以大书特书：英国在转型期内的腐败对国家信心的削弱。

美国学者伯纳德贝林在对1776年前整个十八世纪美洲发行的各种小册子的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时代的北美政论家们普遍觉得，英国人的政治自由正因为18世纪的政治腐败而再度受到挑战。

1760年代的英国正好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英国文官制度和选举制度本身有很多缺陷。而在当时，财富的大量涌入，就突出了腐败的严重性。比方说，东印度公司职员从印度掠回大量财富，在不列颠到处购买地产，疯狂炫耀，继而借助钱财进军政坛，这到处引起嫉恨。从传统英国道德的角度来看，当时可以称得上是礼崩乐坏。

当时的许多人都在强调“英国古代传统和质朴德性丧失的危险”，思索他们所见到的种种腐败的迹象，以及这些信号所预示的黑暗未来——腐败是德性丧失的先兆，而德性的丧失就意味着国家的颠覆。他们这种提心吊胆的做派恐怕同这些人的清教徒背景是分不开的（焦虑、悲观、末世观念）。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与历史走向，这些卡桑德拉们也是异常悲观的。在他们看来，自由仅仅是上帝给予不列颠群岛的珍稀礼物，在世界各地，自由权利之火正在逐次熄灭，土耳其、法国正在专制国王的压迫下，威尼斯、丹麦、瑞典曾经有过的自由正在被摧毁。这浪潮，对英国，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日后托马斯潘恩在写出不朽之作《常识》之时，正是这种悲观历史观的继承者，他高呼道：“旧世界到处压迫猖獗。自由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已把她逐出。欧洲把她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啊，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对当时那些出身社会相对“干净”、质朴的美洲殖民者来说，母国的奢华与腐败都是令人吃惊的。约翰迪金森这个日后非常著名的美洲革命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1754年到伦敦学习法律，他对英国“充满了敬畏与崇敬”，但是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让他震惊不已，他观察到“贿赂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有人认为要是哪个城镇不搞贿赂就不能称之为英国的城镇”，他还给出了一个灰暗的预言：“伴随而来的就是那无羁的放荡以及对美德的极端蔑视，这一切都是所有帝国走向毁灭的永恒原因。”查尔斯卡罗尔，日后马里兰州的制宪代表，1760年也在伦敦求学，在给自己的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宪法的更改迫在眉睫。他们通过付出昂贵代价获得的自由正处于毁灭的边缘。”他的父亲回信写道：“腐败和自由不可能一起长期共存。”当卡罗尔几年后回到美国，卡罗尔认为英国宪法“行将步入崩溃的最后阶段。”他劝他的一位英国朋友卖掉其英国地产，来到美洲这块自由之地，以躲避不可避免的大难。

所以，在美洲革命实际发生之前的数十年之前，殖民地居民已经对不列颠的未来持有一个相当忧虑的态度。古典思想传统给他们提供了视角，已知的历史趋势给这种视角提供了案例，而当前的英国现实国情似乎正在一步一步佐证他们的猜疑。

但是在大英帝国统治者这边，对这种局势却一无所知。面对美洲人越来越深的忧虑，他们的反应却是， 这只是一小撮人的阴谋。这一小撮人因为自己的政治野心，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阴谋破坏社会秩序，颠覆英国对美洲的主权。于是打击这一小撮人，而非革新政治，成为政府的主流意见。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埃德蒙柏克是当时担任英国议会的议员，他慧眼金睛，对此发表了一番评论：“美利坚人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我们英国人要压迫他们：我们已编造了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他们美利坚人打算发动叛乱对抗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后退……但是，最后必有一方要屈服。”他一语成箴。

从根源上来看，使美洲人离心离德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到了1774年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大陆会议代表盖洛韦（John Galloway）曾经提出一项方案，呼吁对大英帝国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也就是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作为英美和解的条件。富兰克林，写信给他说道：“每当我想起这个老朽、腐烂的国度，腐败在所有等级的人中间都极其盛行，而光荣的公共德性在我们这个生机盎然的国度中却占据主流，我不得不意识到我们与其说可以从这个颇为密切的同盟中受益，倒不如说会受到他们的牵连殃及……将我们密切的联合起来只会腐蚀和毒害我们。”

所以，在那些殖民地的睿智之士看来，阴霾渐浓，不列颠的自由之光业已渐渐熄灭，为了挽救自己，尽管水还没有浸到脚面，也必须从不列颠这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跳出来。诸殖民地将“成为不远的未来人类自由的避难所。”

美国革命，因此是一个跳船行动。大英帝国，就这样分裂了。（《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书评/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