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文侠、半个官人和现代侦探

在《老残游记》的自叙中，刘鹗如此表明自己写作的目的：“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悲愤传统的延续。书中的老残，即是现实中刘鹗的影子。刘鹗生在晚晴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的小说如王德威所言，“捕捉到面临民族危机时，整整一代文士的愤恨与挫折、梦魇与幻想。” 小说最吸引我的，是主人公老残所承载的不同身份——江湖走方郎中、官府得力帮手、甚至是在友人口中与福尔摩斯相提并论的大侦探，这些身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在晚晴变局下，既有传统文化烙印又经过西方文化启蒙的中国文人对于救亡图存的想象。

一、江湖文侠

《老残游记》开篇即介绍了老残的职业，“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江湖当行种类繁多，将老残固定为郎中的职业，自然寄予了“诊治患者病痛”到“解决社会危机”的象征意义。小说的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便以医治黄大户浑身溃烂的奇病暗示了治理黄河水患一事，点明了本书作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对于现实的高度介入。这种对现实的介入不是一个普通郎中力所能及之事，而是源于老残“侠”的身份。侠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人人向往与尊敬的角色。与之前的侠义公案小说不同，老残并非职业侠客，甚至看不出一丝会武术的迹象。然而，武侠二字，侠优于武，行侠正义匡正谬误者，哪怕毫无功夫，也可配得上一个“侠”字。李欧梵论《老残游记》时，称老残为“文侠，而文侠用头脑与药草，而不是凭藉刀剑，来洗雪社会的不公” 。“儒”的“以文乱法”和“侠”的“以武犯禁”，一直以来被视作最为珍贵的两种品质在文侠的身上合二为一。



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侠客形象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三侠五义》中，“锦毛鼠”白玉堂则文武双全，武功一节自不必多言，文学一节亦能题诗忠烈祠，“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但在老残这一“文侠”身上，“文”对“武”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晚晴在遭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后破败不堪，在以往的文学描述中对抗社会不公的最大利器——武术，对此毫无办法，侠义精神的传统只能在文人的身上得以延续。

从仗剑的侠客到执笔的文人，是在文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江湖人的主体身份的一次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在社会转型的大风浪中，文人对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主体的想象不经意间完成的转换。中国主流现代文学的谱系中缺少侠客的身影，恰恰展现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

二、半个官人

然而，值得我们追问的是，武侠也好，文侠也罢，这些应当承担起救国救民大业的英雄人物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府保持了怎样的关系。自《水浒传》之后，招安情节在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中屡见不鲜。官府不再处于缺席的地位，侠客们再难以独来独往，高来高去，游离于正统司法机关之外而自在悠闲。与展昭、白玉堂、黄天霸等侠客最终与朝廷合流不同，在《老残游记》中，老残与官府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即来形容，算是半个官人——庄宫保、黄人瑞、王子谨、白子寿这些官员无不对其敬重有加，治水断案等公事如何决断也常向老残请教一二，可当“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时，他便“半夜里逃走了”。王德威教授认为，“《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所表述的，并非一代中国人对皇权天威的幻想，而是一种深沉的幻灭” ，我以为，《老残游记》中侠与官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则是在幻灭之后的无所适从与不知所措。

探讨《老残游记》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或者说动荡时局下官府该承担何种责任，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于小说第一回中老残的一个颇带点神秘的色彩的梦境。相信不止我一人在初读这段老残与两位友人有些莫名其妙的冒险经历时感到摸不着头脑而在第二回开头发现这只是一个梦境时不由得想破口大骂。然而，梦境中，洪波巨浪上好不危险的大船是书中极其重要的意象，暗喻了陷入困境的中国。在老残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也就是说中国的症结并不在于政治体制。真正残害人民的是船上的水手。对应到现实中，指代的是在官僚体系中的个体的官员而非官僚体系本身。在这样的前提下，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状况：为解救含冤受屈的贾魏氏免遭酷吏刚弼的毒手，老残必须借助官阶更大的庄宫保的紫花大印，而正是这个在贾魏一案中扮演着青天大老爷角色的庄宫保，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要了不计其数的黎民百姓的性命。令人惊讶的是，对黄人瑞说出“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的老残，对庄宫保没有丝毫责怪，仅仅是轻描淡写地归咎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身临其境去想，老残又该如何是好呢？虽然极力拉开与官府的距离，但毕竟无法完全置身其外，必要的时候，还得借助大官的势力阻止小官才能为民伸冤。《老残游记》认定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官场风气而极力维护正统的政治制度，殊不知，官场风气的堕落可能恰恰源于一直以来奉行的政治制度。这当然是与官场若即若离的老残所不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只能继续若即若离下去，为清官害人之事愤慨不已又无法放弃对清明政治的想象。

三、现代侦探

读《老残游记》过程中，最令我吃惊的事情莫过于书中出现了“福尔摩斯”的字样。（《老残游记》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中白太守对老残说：“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要知道，《老残游记》成书时距离张德坤在《时务报》刊登我国的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译作《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还不到十年光景。而书中“福尔摩斯”四个字的出现如此自然而然，如此波澜不惊，让我在感慨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让我开始审视老残的侦探身份以及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对于游离司法体系之外、按照自己的观念行使正义的现代侦探形象的诉求。白子寿与老残合力侦破贾魏氏一案，白子寿在公堂上凭借逻辑推理为含冤之人洗刷罪名，老残则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最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逻辑推理和实地调查正是现代侦探小说中侦探破案的两种基本手段。作为走方郎中的老残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才能干预现实，但作为侦探的老残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十三条人名。在这个幻想色彩非常浓重的圆满结局中，渴望脱离国家机器的独立的正义使者存在的集体无意识一览无余。

另外吸引我的是现代刑侦技术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让我们再次回到小说开篇那个关于大船的梦境。大船因故无法靠岸，老残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送他们罗盘指引方向。罗盘所指代的正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要使中国这艘迷失方向的大船重回正轨，需要借助西洋器物。洋务派的师夷之长以制夷是刘鹗为中国的救亡图存开出的一剂药方，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则被他归因为水手的过错，如上文所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还有小小的一处文字十分耐人寻味。老残三人如何获知大船遭险？是通过西方的器物，远镜。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中国的沉疴尚且无从发现，救亡图存又从何说起。大船是以西方国家为他者形成的中国的镜中我，老残是现代意识产生后对救亡图存主体的想象。这种想象能否真正承担起复姓中华的伟业在今天早已不再重要，但它留存下了中国的文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与之互动并产生现代意识的图景。如同老残拿起西方的远镜帮束缚在国家机器不能挣脱的官人们睁开双眼，《老残游记》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进入晚清变局下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不二法门。（《老残游记》书评/delli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