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政治批评？

在《后记》里，伊格尔顿提到后现代主义，并且轻蔑地说：一切后现代主义使得严肃的政治批评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如果说伊格尔顿还是有其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话，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可以将其成为一种政治话语。这么看来，伊格尔顿是说用他自己的这种政治话语，就能够进行严肃的政治批评了。果真如此？

伊格尔顿对二十世纪几大文学理论的一个共同批评，就是这些理论毫无历史意识，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历史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一种新历史主义。这为我们指明了伊格尔顿自己是如何看待历史的。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否认黑格尔式的历史叙事，否认历史背后存在着客观的演进规律。我们知道伊格尔顿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用波普尔采纳的更为恰当的概念来描述，就是历史决定论。由此可见，伊格尔顿所谓的历史地看问题，不过是以马克思式的历史决定论来看问题。所以，问题就归结为一点：在坚持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一个人怎么还可能“严肃地进行政治批评”？



我们可以批评奴隶主的惨无人道，也可以批评资本家的贪婪自私，但一说那是必然的历史阶段，是通向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所谓的“批评”的力量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来的不再是批评，而不过是某种“分析”罢了。这就好像我们对某个杀人狂魔百般痛骂，但当心理医生告诉我们此人的行为不过是某种精神疾病的必然表现，“理性”便会要求我们抛开来自“激情”的批评，而专注于此个案的精神病理分析。有趣的是，对马克思的一大指责是他虽然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却从未深入到无产阶级生活本身中去，或者对比如东方底层人民的痛苦嗤之以鼻。按照上述分析来看，对马克思的这种批评根本是在攻击稻草人。马克思根本不是在做什么批评或者批判，他不过是在分析，在建构。天文学家不会去批评小行星撞击地球，生物学家不会去批评食物链，医学家不会去批评流感病毒剥夺孩子的生命，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也没有理由去“严肃地批评”某种政治现象。面对宗教迫害，那些激烈的殉道者绝不会批评，他们会说：让敌人更暴虐一点吧，因为根据经文分析，末日审判到来的速度与残暴程度是成绝对正比的。

按照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二十世纪几大文学批评传统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形式的必然表现。我们可以称此态度为文学批评领域的历史决定论，因而我们也就有十足的理由质疑，伊格尔顿的政治话语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是否也能严肃地展开。我相信读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的每个中国读者都会对其叙述策略耳熟能详，因为相同的叙述结构我们在各类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乃至文学著作中译本的译者前言或后记中已经看得太多太多了。到最后，即便写作者自己想要严肃，也会引得读者哈哈大笑。与我们中国学者上纲上线的水平相比，伊格尔顿无疑还太嫩了，他实在缺乏足够的历史实践经验。

“严肃点”来说，与其批评的对手相比，伊格尔顿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有固定的套路，那么伊格尔顿也有自己的套路，而他所谓的历史主义，也不过是徘徊于某些非历史主义与其所谓的新历史主义之间而已。他批评比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等不够历史，却从未想过同样的话也会被后现代主义用来评价他自己。他从未像新历史主义那样严肃思考过，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产物而已。后现代主义会说一切写作与阅读都与性戏无异，伊格尔顿的政治话语式文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间唯一的区别，也就是其唯一“严肃之处”，只在于要求此种性戏中具有特定种类的神圣的道德正确性，这种独特的癖好就好比某人要求角色扮演时只能扮演神父和妓女。

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没有能力开展严肃的政治批评，但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在文学批评方面还是在政治批评方面，都要比他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严肃得多。比如按照伊格尔顿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消解，为了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伟业，一切都可以拿来作为政治话语的对象，但像伊格尔顿厌恶的新实用主义却坚持认为有一些对象是不适于此种行径的，是应当被放入到私人领域的。再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对于像东欧专制这样的政治现象来说，将其推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自由言论，而是反对国家机器的工人革命。可无论怎么看，伊格尔顿的这一见解都既不够历史决定论，又不够新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不会谈论什么“需要”，因为凡需要者必会出现；新历史主义则会说，从历史来看，套用罗蒂的话来说，照顾好自由，真理就会照顾好它自己。

提到罗蒂，就让我以罗蒂和伊格尔顿之对比来结束这篇短文。

一直以来，我都无法弄清楚讥讽与反讽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现在我意识到，讥讽是直指的，而反讽则是自返的。苏格拉底教导人要认识自己，同样他也提倡反讽式的哲学方法，而最终他为这一哲学理念献出了生命。苏格拉底是罗蒂的哲学英雄之一，罗蒂同样提倡反讽主义的人生方式。这种反讽主义者认识到包括自身在内的偶然性，并在此种偶然性中追求自我与神圣。对此种反讽者，伊格尔顿不屑一顾。在《保卫自由世界》一文中，伊格尔顿更以讥讽的姿态说：“理查德罗蒂之流对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西方生活方式没有终极的正当性。这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一直在说的事情。”伊格尔顿当然没有说错，但按照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我们必须看到他没有说的，看到他刻意隐去的，那就是罗蒂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终极正当性，更有甚者，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早该丢弃的，充满污秽的梯子。这种避重就轻的，讥讽而非反讽的态度暴露了伊格尔顿的思考局限性。假如严肃意味着慎思，而慎思恰恰意味着自返而非直指，那么看到伊格尔顿高谈阔论什么“严肃”时，我们大可以一笑了之——你说严肃？拉倒吧！（《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书评/G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