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里的中国

从知道梁鸿在写这本《出梁庄记》起，我就颇为期待。因为她的上一本书《中国在梁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已过两年多的今天，我依然能记起她在书中描绘的那个日渐破败的村庄和村里那些看似淡然，内心却充满困惑的村民。在本书前言中，她写道：“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它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所以，便有了本书——书写了那些走出梁庄的打工者，“梁庄”才得以补完。而读完全书后，我得说，这次她不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梁庄，也呈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

应该说，本书的写作难度要大大高于前作。梁庄的打工者，足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平时和村里又缺少联系，光是收集联系方式已是颇为费力，更不要说实地前往了。这绝非回一趟老家找几位熟人做一下访谈可以比拟的。不过梁鸿还是用将近2年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本作的走访和撰写，将散落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位进城打工者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呈现在了读者眼前。西安、内蒙、北京、郑州……在不同的城市里，这些来自梁庄的人们从事着各异的工作：踏三轮、校油泵、盖楼房、进工厂……然而不论身处何方，做何营生，他们的生活却又那么相似：脏乱的城中村，狭窄简陋的居所，少得可怜的收入，不被容纳的漂泊……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城市的运转，却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他们常年离家，平均在外打工时间十几年，可却依旧无法融入城市，是永远的异乡人。城市在吸纳他们劳动力的同时，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手段，宣示着他们停留的“非法性”：城管的抓捕、维权的困难、工作上升渠道的封闭、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区别对待的工资、子女入学的障碍、各种排挤和歧视。于是，除了少数出人头地的“成功者”，多数人依旧挣扎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对于长期居住的城市，他们是陌生甚至敌视的，唯有梁庄，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归属，是那个“即使死了也要回去的故乡”。他们身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心却依旧被束缚在那片农村土地之上。



正如《中国在梁庄》里的梁庄是当代农村的缩影一样，《出梁庄记》中那些走出梁庄的打工者所映射的，也是中国2.5亿农民工共同的命运：不被城市接纳的边缘人，备受伤害和欺凌的弱势群体。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拿起“弱者的武器”，用消极怠工来反抗不合理的低工资，用造假贩假来回应正规生计渠道的堵塞，用传统的“血缘纽带”来抱团对抗外界的伤害。而这些与城市的“现代性”格格不入的特征，又进一步坐实了打工者“落后、肮脏、懒惰、不老实”的负面印象，成为城市继续排挤歧视他们的合理理由。身在城市的我们，一直是有意无意地用这样的眼光审视这些“进城务工者”的，将他们的被排斥归咎于其自身的“劣根性”，似乎只要他们接受了城市的“先进价值观”，城市就会接受他们一样。然而梁鸿的叙述却让我们察觉到了这逻辑的背反，并不得不思索：当城市要求进城农民抛弃传统价值观时，城市又是否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呢？还是，城市只是在吸纳了他们的劳动力以壮大自身之后，又将他们推回了那个日渐衰颓的乡村呢？

对于中国乡村的衰败和消亡，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就在阅读本书期间，我随家族一起来到奶奶的故乡祭扫先人，途径她的出生地，一个余姚郊外的小乡村，却只找到一片荒芜的田地和几所破落的民居，四周已是厂房连成一片。打听后得知，那里已全部划为开发区，仅剩的空地也是因为几家“钉子户”拖延了动迁。过不了多久，那里也是要建厂的，而原先的村庄，已被“取消”了。也许，这也会是梁庄的未来。我奶奶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以此看来，城市化的进程，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她的经历也和书中的梁庄人有些相似。然而相比如今的打工者，她又是幸运的：她和她的后辈，已经融入了城市的生活，成为了地道的“城里人”。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差异？

有人评价说本书写得太“浅”，用几句话就能概括大意。其实叫我说，何须几句话，几个词就够了：“城乡二元体制”或曰“户籍制度”。这也是我的祖辈与如今的农民工命运迥异的根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相反，关于其的是非争执，改革探讨，始终充斥各种媒体。正如梁鸿在后记中所说：“并非没有人描述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被谈论过多。”那么，是不是本书的叙述是多余的呢？抑或只是“过多的谈论”中的一份子罢了？并非如此。梁鸿的叙述是特殊的，因为在其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双重的身份感：一方面，她是一个努力保持客观超脱的旁观者、审视者；一方面，虽然因为所受教育而产生了疏离，但她和那些被记录者始终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使她始终是一个无法超然物外的局中人。这后一点似乎会妨碍到她观察的冷静与客观，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羁绊”使她的文字有了不一样的温度。在她的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而不是被简单化和符号化了的“农民工群体”；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他们艰辛的生活背后所折射的社会矛盾，而不是“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问题”之类大而空洞的概括；我们可以触摸到真实的存在，而不是已经被过度简化而失真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其实我们在审视时也和作者一样具有双重身份，因为社会生活中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脱”。梁鸿在书中坦承，她对采访任务有一种不可避免的逃避，以至于每次完成调查后，都会“如释重负”，然后“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逃避，想必生活中城市中的我们是颇能体会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现代和舒适，不愿再回望那个肮脏落后的乡村。只是多数时候，我们更多地“心安理得”，而并不感到多少羞愧。其实，承认这种羞愧和怯懦，本身就需要勇气。而克服逃避心态，正视并记录事实并最终完成此书，更体现了作者作为现代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比起那些嘲笑歧视农民工，却忘了自己的祖辈可能也来自农村的“城里人”，她又何须感到羞愧呢？

当下，这种城市和乡村的断裂并没有弥合，而是在进一步加大。如同书中所说，老一辈的打工者还能寄希望于回到故乡，可“农民工二代”却已经连这精神归属都已失去。他们已无法适应农村，却又不被城市接受。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梁庄也可能被拆迁、合并，如同许多已经消失的村庄一样。然而这样的政策，究竟能否造就“新市民”呢，还是产生了更多的“失地农民”？当仅存的精神归属都不复存在，留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还能有什么呢？

在忧虑和哀愁之外，梁鸿依旧表达了一份谨慎的乐观：“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我想，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它能将这份“尚未完全熄灭”的希望传播给更多人，点亮更多愿意去感受和思索的心灵。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个不那么悲观的未来。（《出梁庄记》书评/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