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可或缺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当代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变得离大众越来越遥远。对普通人来说，当代艺术基本都是抽象、晦涩难懂的象征，它们创作出来似乎更多是给另一些艺术家看的（虽然这些艺术家之间对某件作品同样会意见不一致），而不是为了让公众明白。王尔德曾有一句名言：“我常常担心不被误解。”他的意思是，惟恐公众按自己原有的认识来理解他的艺术创新。当代艺术家已经不必抱有这样的担心了，因为“被人误解”几乎已经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1991－1997年间，法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当代艺术的危机”的文化论战，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论战，正如它基于一个名副其实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当代艺术的危机，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危机。在此之前很久，有一个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内在于现当代艺术的那种自我革命、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精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因为艺术的不断的自我破坏，不但疏离了公众，变成一种内行人的游戏，更重要的是如今已无任何共识（它们多数已被视为霸权而遭摧毁）可以让不同艺术之间对话，剩下的，只是如本书中所谈到的，看似和平共处的彼此漠然的多样性。简言之，如今不存在一个单数的“当代艺术”，而更类似于一堆五颜六色、彼此分异的海洋球，每个都自称是“当代艺术”。



在这场论战中，虽然各方意见纷歧极大（否则也不会争论了六年之久），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倒也至少对当代艺术有某些一致看法：“没有审美标准可以适用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纯粹是市场的产物”、“它与公众隔绝，后者对其一无所知”。这些“共识”本身就表明了当代艺术的危机所在：它远离本应面对的观众、靠市场而非艺术本身维系、审美上又呈现出某种“多元停滞”状态。这说到底并非只是当代艺术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变迁的结果：在这个时代，高度民主和不断推倒传统之后，出现的是一个高度个人自由的社会，犹如叶芝诗中所言：“Thingsfallapart,thecentercannothold”。没人能说服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标准能凌驾于万物之上，众声喧哗而漠然共处。正如在新闻事件之中，你也已无法看到惟一的真相，而只有各种说法。

在这一机制正常运作的时候，这至少还安然无事，但在退潮时，形形色色的暗礁也就露出了水面。在美好的80年代之后，法国的艺术市场在1991年初轰然崩溃，艺术品价格一落千丈——也正是因此，这场关于“当代艺术危机”的论战才不早不晚于1991年爆发。和眼下的经济危机一样，国家似乎成了惟一的“救市”力量：法国政府通过艺术基金购买作品，颁发奖金、资助艺术家，以各种方式积极介入。麻烦的是：这看似是件好事，但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作者伊夫米肖看来）却更加剧了当代艺术的危机——甚至是最严重的危机。

这其间的原因说来也不难理解：国家力量支持当代艺术，一个必然的后果便是艺术家依赖其存活，结果是“艺术成为一个职业化的艺术界管制下的行业”，导致“艺术家的公务员化及其社会地位的学院化”。于是，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对国家预算中1％的文化支出表示敬意”，但法国的当代艺术却还是“原地踏步”，法国的艺术家仍是“收入可怜且不受尊重的职业”，当代艺术即使有优秀作品仍然缺乏反馈，其结果还是迎来了最终的危机。最糟的是，在作者看来，如果国家对艺术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文化也要有效益”，那这将是艺术的彻底公务员化——在这种观念下，艺术的存在变成了公务员证明自己职业价值的活动，一种哪怕是无人来参与仪式也要维持的公共服务。

乍看起来，这些发生在法国的争论与我们时空距离遥远，但事实上在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它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极强针砭意味。在这个时代，不止是经济、文化、艺术全球化了，危机和问题也同样全球化了。如果对中国而言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是某种“时差”：发生在二十年前法国的这场论战，对今天的中国仍具现实意义，而要是在二十年前反倒是超前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尚未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不但会以悲剧、喜剧多次出现，而且还会在不同地方出现。

在目睹这场危机时，人们很容易像作者一样感到悲观。从书题到内容，四处都弥漫着“危机”、“终结”、“崩溃”、“恐慌”、“破灭”、“一去不返”、“普遍丧失”这一类的字眼。可以说，这是一本退化论的著作——曾经存在一个艺术的黄金时代，存在对乌托邦力量的信仰，但如今好日子已经到头，我们迎来了当代艺术的末日。这或许也是部分事实，毕竟书中提到的种种现象、种种问题并非空穴来风，然而现代艺术正如资本主义，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危机中起伏向前的。总是有“危机”，总是有“毁灭”，也总是有人谈论“终结”，可世界末日从未到来，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视为惊天动地的危机，在后人看来或许只是艺术史上各种波动的一朵小小浪花，至少远未能终结一切。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过甚强调“危机”和“终结”的常常忘了一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社会（当代艺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破坏性和创造性进程是同时进行的，实际上，破坏和创造通常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现代机制中危机不可或缺。坏事有时也可能是好事。我们只是不知道新的黎明将以何等面貌出现——如果现在的危机是黑暗的话。

我们甚至不必担心“乌托邦已死”，因为和历史上所有强大的观念一样，即便它真的“终结”了，仍会有一天复活——只要人们感到自己需要它。作者最后也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艺术将在我们重新真正需要它的那一天，走出危机。”这句话耐人寻味，说实话，人们一直都需要艺术，问题只在于这句话对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界定：是什么“艺术”？谁是“我们”？何谓“真正需要”？以及什么样的“危机”？但无论如何，抱怨一种传统式微的人，常常正是带来复兴的人。如果当代艺术走出危机，那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奠基于这些深刻反省的论战之上的。（《当代艺术的危机》书评/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