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人

初读安庆的文字是在两年前，在豆瓣上，那篇文章叫“锄头”。他的文字冷静、克制，让我误以为是中年人所写，看头像却又不像。没过多久，一个南方朋友张生来电说：安庆君进京就职，你接待一下。惭愧的是那会儿我居处局促，没能接待他住。后来，见面一看，原来大家都是小年轻。
第一次见面，我对安庆君印象最深的是声音：干燥中带着沙哑，但并不像他在“独此一声”一文中形容得那样吃力。这枯涩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一种真诚，让人觉得这个人是断然不可能说假话的。那时，他刚入职某图书公司做编辑，我做书一年多，也是一个编辑新鲜人。他倒是很好奇，我便吧啦吧啦讲了一大堆编辑流程、技巧、趣味的事情，他听了很淡然，只是惊讶做编辑怎么会耗尽一个人全部的时间。“我还是先做做吧”他说。后来我几次看他的文，都觉得有些挖存活的感觉，一问原来是太忙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就转做营销了。那时，我还是挺担心的，他是近年来少见的下硬功夫写小说的人，如果被编辑这件事毁了真是不值。我是陕南人，读过一些贾平凹，这边的人都知道他没事就喜欢在丹凤乡里到处跑，商南农村、关中平原也都有他的足迹。他的文字基本都源自乡下谝闲传。不过，话说回来，安庆在京城也不是活在幻觉里，仍然在密不透风的现实中，这就看他能从中榨取什么了。
从乡村到城市，巨大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张力让他敏感地捕捉到了当下中国最为敏感的部分——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国人生存状态”。那些流离失所、迷茫与焦虑的人们，他们有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老乡、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悄然进入城市，每天在城市最脏、最乱的角落做工，他们回不了家，也没法定居城市，他们活在一种被故乡和城市双重抛弃的状态。正如安庆君所说：“真正的家乡我也回不去了。与自己的亲人，无法言说你在外面的生活。回到家中，沉闷的乡村生活，纠缠的人际关系，没有你想要的图书馆、网络、交通，你开始想念城市生活。这种两无着落的生活状态，是我孤独的背景。”这是安庆最让我揪心的一段话，我也是乡下人，我们都失去了故乡，迷失在抬头四顾两茫然的大都市。


很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城的印象：“出了家乡的车站，在一家小面馆等车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雨脚纷沓，溅湿了我们的裤脚。我们忍着饥饿，一直在等着等着。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场大雨仿佛依旧下个不停。”是啊，初次接触城市的印象让人永生难忘。我也曾经有过很多与城市有关的“第一次”：在小城安康第一次坐电梯，到西安上大学第一次坐火车，去年才第一次坐飞机，等等。我也多年没回老家，前年回了一次，可是眼前到处都是陌生人、到处都是新房子，大家都用一种很好奇的陌生眼光看着我，我知道：童年的那个乡村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人，我们注定流浪。
可是，我们还有亲戚，总不至于和乡村彻底断线吧？但安庆君已经隐隐觉得：在心灵上，我们和乡下的亲人其实也断线了——“他的世界”中的表哥，“姐姐们”中的姐姐们大都变成陌生的主妇，“与兄同车”中那个陌生的亲哥哥……“我和很多乡村的表弟表妹也是如此，我甚至从出生到现在只见过他们一回，就在前年，之后就是各在一方各自生活，几乎没有交集，我常有一种割裂感，但是又没办法啊，因为我已经完全是一个城市化的人了。我对那个世界并不陌生，可是他们对我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看到这句话，我对安庆说：“我也有这么一个陌生的亲弟弟。你哥哥还好在好好赚钱、生活，我弟弟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方向、兴趣，我和他也很陌生，我喜欢的书他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别的东西也是，我们两个很少联系。他告诉我说：我不想和家人联系，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冷漠？我说，有时我也是这样觉得，真的是这样。”——原来，我们都在各自的流浪中变得互相陌生，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终有一天，我们的亲人看我们的眼神，也会变成我们看待外星人的眼神吧？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一切都在向前，无法停止——
“我生活在城市，它给予人随时随地的陌生感。你对每一条街道怎么可能会像在村庄那样，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如何拐弯呢？你对每天碰到的每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像对自己的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呢?所以你随时保持着打起精神来应对的状态。在农村，我不需要精确、秩序、洁净，在城市我不如此，是要被视为怪人的。这种反差中……你对于城市就相应有了陌生的观感和体验。”——在安庆的眼中，工业城和乡村同样是一个颓废的所在。无所事事的门卫，无人教养的小卖部孩童，失意的工厂女工，老房子里的退休老人……在工业城系列中，安庆的笔触冷静得可怕：
“女人在决定杀掉男人之前，正在做丝瓜蛋汤。女人的刀子在男人的背后几米处比划了几下，男人低头的刹那，女人又低头切她的丝瓜。丝瓜长而老，没有多余的水分，切起来不是那么爽利。丝瓜是昨晚下班回来顺路在菜市场买的，鸡蛋冰箱里还有留存。锅里的水烧开了，翻滚着水泡。”——（丝瓜蛋汤）
“王宝霞定定地坐在位置上，从小包里掏出一个药盒，一粒，一粒，一粒，药丸抛出小小白亮弧线，落到马路中央，绿化带里，人行道上。这是赵建刚那天给她买的退烧药，没有吃完，后来就一直放在小包里。他的电动车或许会从这些药片上压过，碾碎，继续前行。”——（天光）
“店老板的儿子王国良八岁，烟龄六年。回去的路上，老员工兴兴头头地说。你们看他那吸烟的架势，知道不是我吹的吧。人家两岁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就在麻将桌里头钻来钻去，捡人们丢剩下的东西吃。人家扔下没吸完的烟头，他也拿起来抽。一抽大家都瞧见了，觉得好玩。就真有人拿烟给他点上，让他吸着玩。”——（烟）
……没有丝毫炫技，安庆对城市的描写精准到位，就像美术写生，读来却意味深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观察者、书写者并不容易，既不容易出成果，也不容易出名。安庆君并没有向现代派学习那些搞怪的形式和内容，而只是观察观察再观察，写实写实再写实，实在难得。
读安庆君的文字，我常常想起木心对现代派的评论：“现代派就是装疯卖傻。……意识流不是正路。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派正在国内闹得风风火火。可惜，这声音要隔了二十年，我们才得以借着陈丹青的听课笔记而听到。还好，安庆一开始走的就是正路，希望安庆君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带我们看得更多。（《柔软的距离》书评/三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