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不愧为现代文学史专家,他在分析诗中之禅的时候与叶嘉莹等不同的是,加入了很多西方的精神性的东西,比如他首先对“安静”、“幽静”的分析,就认为它们富于精神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安静与声音的高低有关,也许会让人感觉寂寞,但仍未关乎人的心情。然而骆玉明却将它与内心、生命本源、世界本源相联系,具体到诗里,则“悠悠”体现了心境的清朗和从容,特别指出学问大家钱钟书在《管锥篇》里对此问题追究得不够深:“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这句话不过说明了物理意义上的静,却没有涉及到生命力的静,人超越于尘嚣之上的充实莹洁的恬静,骆玉明就此将“静”提升到了禅意的高度。或者用西方术语来说,即是一种“生命哲学”。其实西哲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与参禅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即“内在超越”。骆玉明在此处是融合了西方文化与思想的。
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基督教比禅宗诗更接近诗,我看那些禅宗或佛教的教义甚至禅诗,都很概念,说教性强,这也是禅宗提倡不立言的原因,他们那样的言肯定是不能说得尽一切的。唯有诗能,神学和诗更接近。仅举书几例即可说明:比如傅大士的《心王铭》: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与唐诗或现代诗不同的是,这里掺入了很多说明性的东西,仅仅是在阐释“禅”的概念,却并非象其他真正的诗一样,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对物的直接呈现,无需说许多大道理,就让人体会到了禅境。
还如契此和尚的《插秧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也是从比喻的手法来说明一个道理,以此对人进行有益的教诲,并体现一种哲理和告诫,但并不一定能通过这样的诗来真正参禅,因为禅也要靠“悟”,不是别人给你贯输道理就能解决的。反而是抒情诗更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里面有生活,让你浑然不知物我的区别,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有这样的意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正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所指,要真正说尽禅并悟道,还不如做一个诗人而非佛教徒,我看那些灵修者并不缺乏语言,然而他们的语言都是道理,他们以为把禅的道理充斥于人的头脑,就可以达到修练的目的,最终却发现啥也没有悟出来,所以真不如忘掉“修道”这件事情,自然地投入生活中。即是说“智慧”并非与生活对立的东西,与其持续地修行,以抵御外来的诱惑,倒不如不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达到真正的“悟”。
然而骆老师也有我不甚同意的地方,大约人的价值观与心性与本人经历历历相关,骆老师极力赞赏王维的人生与境界,认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种洒脱,虽然与阮籍同是走到路尽头无路可走,阮籍则恸哭而归,王维则并不以为是挫折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我以为这恰恰是中国道家思想不足的地方,缺乏一种承担,缺少崇高的痛苦,缺少生命的深度,就好比早年的我喜欢李白的瀟洒飘逸,而现在却爱杜甫的严肃深沉一样,能将困境化为顺境固然是一种本领和境界,然而却倾向于肤浅的乐观,面对亲友的被害,面对时局势乱,固然超然物外也重要,但却不如痛苦之思更能让人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但有些观点既新,也很能让我接受,比如他认为单是一味地修行,执迷于坐禅,并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既然要求真理,就好比要接近上帝,要进上帝的国,作为凡俗的人要变得有神性,就需要作出各种努力来提升自己。这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悉达多》,释迦牟尼之所以最终能成佛,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与他的弟兄们不一样的路,而不是像他们一样一开始就跟随师傅想学到真理,这不过是一种偷懒想寻捷径的表现。悉达多在人事、社会中磨炼自己,像正常人一样地过日常生活,体验种种不同的境遇,最终发现“春在枝头已十分”。这也是王国维所说的三重境界之一:“众里寻他三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此比喻人在经历各种周折与磨练后变得豁然开朗,精神自由,这时就能主动把握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从容应对一切。
骆玉明也纠正了人们对禅的误解,人们以为既然要开悟,就得清心寡欲,灭除人的欲望,他认为恰恰是“爱情”这种“最深的人欲”对于理解生命的本质很重要。禅并非禁欲,它只是追求对于欲的超脱,人要既生活于情欲之中,又需要由情欲走向更高的心灵境界,这就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区分了开来。他对佛教与禅宗的“莲”意象的解说也很有意思,认为这也取它“出污泥而不染”的意义或者说“禅机”,偏重在于“不染”,而“污泥”的必要性在于检验其纯洁。
但骆先生也指出了传统禅学对“开悟”的理解的局限性,只能看到智慧的开发与烦恼的摆脱,却缺少一种神秘色彩。大约真正的宗教都是有某种神秘性的吧。禅宗与基督教的区别也在于它并没有偶象崇拜,并认为人有无限的可能性,人凭自己就能超越到崇高境界,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神”很大程度是人类对自身的信仰 ,佛性即神性,人人皆可成佛,见性成佛,因此很少神秘意味。而基督教则强调人本身的局限性,认为人永远不能达到上帝的境界,且只能通过信仰达至天国。(《诗里特别有禅》书评/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