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留给现代的最后遗产

作为现代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为我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可谓不甚枚举。然而，在这些遗产中最核心的一条线索，还是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与对共和宪政的呼求。这条线索经《极权主义的起源》抛出，再经过《论革命》的阐释，到《共和的危机》中，阿伦特更是用三篇时评为我们做了现代性下的注释。
阅读《共和的危机》，首先不能忽视书中包含的三篇时评的写作背景。作为阿伦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笔遗产”，这三篇时评均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之际，适时正值美国社会运动达到顶峰，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越南政策的全面失败，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丑闻。可以说，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实现深层次的转型。然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阿伦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被她看作是美国共和制度面临的“危机”。
在开篇的《政治中的谎言》中，阿伦特围绕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的决策挫败而展开。在阿伦特看来，五角大楼以及背后的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撒下的谎言，在某种程度上有让美国政府走向极权统治的可能。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就曾详细讨论过“政府的谎言”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阿伦特来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种极权政府的代表，他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之上的。阿伦特进一步分析，这种“意识形态”讲求前提与推论首尾一贯，并努力将它支配的国家和社会打造成一个封闭的“虚构世界”。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阿伦特认为美国政府在决策问题上利用谎言来从事所谓的“政府公关”，就已经具有浓重的极权政府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阿伦特那里，无论是受到民众爱戴的肯尼迪，亦或是陷入越战泥潭的约翰逊，还是在“水门事件”中落马的尼克松，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依靠公关来进行决策、推行政策的手法，都是让美国滑向“极权主义”的威胁。


在另外两篇评论《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中，阿伦特继续讨论了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其它两种威胁。在《公民不服从》中，阿伦特针对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学生运动，谈论了美国社会正兴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对于公民不服从运动发生的原因，阿伦特认为，“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变革渠道不再通畅，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或是相反，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在阿伦特看来，公民不服从对共和的威胁，主要是会给法律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然而，同对“政府公关”的贬斥态度不同，阿伦特却认为“公民不服从”具有合法性。首先，阿伦特在书中辨析了“公民不服从”与“刑事不服从”的区别。她表示，公民不服从不能与刑事不服从相提并论，公民不服从者虽然常常和多数人意见相左，他却是以群体的名义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同时公民不服从第二个必要特征就是非暴力。另外，阿伦特认为，发生在美国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戚戚相关，它正是“自愿联盟的最晚近形式，……与这个国家最古老的传统协调一致”。
最后，作为《共和的危机》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评论，《论暴力》显然是阿伦特结合了自己长期以来对暴力问题的思考，以此来回应当时美国以及欧洲学生运动中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阿伦特在这篇文章里，对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等诸多概念进行了廓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和暴力，阿伦特对两者的特质进行了详细区分。阿伦特表示，“权力和暴力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权力总是需要人数，而暴力到了某种程度甚至无须人数也能施行，因为它依赖的是工具。”为此，阿伦特得出的结论是，暴力能够摧毁权力，但它根本不能产生权力。
不过，尽管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诸多问题，让阿伦特对于共和的前途感到担忧，但她仍乐观地表示，美国拥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优势应能帮助其应对这些危机。她认为，“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在最后附的那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阿伦特还特意提出了“议事会”这种政府形式，尽管在技术细节上仍显粗糙，但却表达了她对未来国家组织形式变化的期待。
回过头来看，《共和的危机》中的三篇评论都是阿伦特针对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定问题而作，但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智慧和启示直到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在网络社会的今天，公民与政府间的冲突只会愈加频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采取何种态度，公民又该如何正当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每个社会群体如何在博弈中恪守理性，这些都是阿伦特最后留给现代社会的珍贵遗产。
刊于 2013年6月5日《都市快报》，刊文题为《美国也可能走向极权》，有删节。（《共和的危机》书评/严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