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残山剩水留累臣，不做神州袖手人

若将近现代学术群体按地缘关系来划分的话，浙学首执牛耳，堪称中国百年学林之祭酒。浙学不仅在于人数璀璨繁多，还在于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有着荜露蓝蒌、以启山林之功，巍巍然一代宗师者众。浙江海宁王国维，无疑成为百年以来中国学林最璀璨、最悲凉、最成谜者也。
作为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先驱者；作为文学史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迄今为止仍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作为史学家，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古器物学依旧是当代史坛无可超越之学术空间；作为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他的“二重证据法”在现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依旧成为后世学者之圭臬……王国维，无愧于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基本可如此概括：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故书鱼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在陈寅恪看来：“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之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基本上，陈寅恪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王国维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创的大道正轨进行了盖棺定论。


若考察其学术交往，法国巴黎学派之汉学家沙畹、伯希和等在敦煌学、汉晋木简等领域皆与王国维有学术切磋；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新城新藏、铃木虎雄、内藤湖南、林泰辅、箭内亘等皆与王国维存有学术友谊，日本的王门弟子更在王殁之后组织“静安学社”；国内一流学者与其之交往更毋庸赘言，尤以罗王组合、清华国学院为最。在这张横贯世界、纵穿海内的学术交游关系网中，无疑可以看出王国维之于学术界之重要性，也无愧于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将他点为“天罡星玉麒麟”。
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胡文辉将清华研究院时代的学林“三巨头”组合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看做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之巅峰。最近尚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周言出版了《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其书一改往昔的王学研究，将王国维置放在民国公共空间，以试图挖掘“学术男”之外的王国维，即民国公共知识分子王国维。此项研究或与胡文辉之研究遥相呼应，而后者更重于民国公共空间里的遗老王国维。
清室殁亡之后，旧制度已土崩瓦解，旧文化亦花果飘零，王国维耻食民国之粟，寄心事于学问，作流亡学问之研究，弃西学而返中学，由文艺而转经史，钩殷周体系，察世界形势，回首神州剧可哀，千里空驰江上心。除去“清室遗老”这一身份所表达出来的对民国政治的不接受之外，周言更挖掘出了王国维观察到了欧洲战火与俄国革命对中国局势之影响。王国维在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中有大量关于世界局势的言论，预言美国将在战后崛起，纽约将取代伦敦地位；并在给清帝的奏折中谈到“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忧虑：“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浮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等政治观察。
兴亡原非一姓事，汉土由来贵忠节；虽然王国维一直自诩清室遗老，但他一直窥探着政治局势，才会有诸如“可怜惵惵京与垓”等充满了时事忧愤之辞。周言穿梭于王氏学术研究与政治观察之间，往返于世界变动与国朝板荡之中，政学两界不相忘，将王氏学问与政治进行互证，从诗词书信与学术转型之中探寻王国维的公共性。在周言的研究之中，从清帝逊位到袁氏称帝，从十月革命到辫帅复辟，从欧战战火到北伐纷争，王国维虽然一直处于时局边缘，但他的学术研究或言论谈吐都渗透着对时事政治的敏锐观察，对国朝剧变有着及时的回应。周言“对王先生之于政治的关心加以系统性的研究”，发掘出一位被遗忘的充满了政治关怀的民国公共知识分子。
带着对王国维的公共性与对《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的争议，与周言进行了一次访谈。
萧轶对话周言
萧 轶：你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版了《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也受到国内外众多史学名家的赞誉。谈谈你走上史学道路的心路历程吧。
周 言：我本身是中文系的，喜欢历史、研究历史是偶然，研究王国维更是偶然，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兴趣。其实许多师长的“赞誉”，大多数是鼓励后进的意思，并不代表我的研究做的有多好，当然，我很感谢这些师长的提携和鼓励。
萧 轶：为什么选择王国维作为你的第一位研究对象呢？
周 言：记得大学时在图书馆翻书，有一次在一本书里看到王国维在一九一七年断言中国要走上共产之路，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后来开始慢慢的读王国维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读王先生的书信，后来我知道王国维的原话已经无从寻觅，这句话罗振玉转述的是“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我从那个时候写了一些关于王国维先生的东西，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王国维的，当时很快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当时我送了一册抽印本给张朋园先生，张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是我第一次发正式的学术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后来我出这本书取名《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其实也是借此向朋公致敬。
另外一个便利的条件是我在上海，王国维先生早年就在上海生活，上海图书馆关于王国维先生的资料很多，而另外一个便利的条件则是王国维的后人王亮就在我们复旦，我平时看书在光华楼八楼，而王亮就在我楼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困惑，有时候会去找他聊聊，更能从感性的层面理解王国维先生。
萧 轶：你所研究的王国维主要放在民国时代，有计划再研究“王国维与晚清时代（政治）”吗？毕竟研究民国时代的王国维必然要将晚清时代的王国维研究清楚，才能更好地研究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之间的心路历程。
周 言：这个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计划，本来我写的是一本王国维先生的传，主要谈他的思想、他的政治观点，学术层面探讨的不多，这本书出版之前王亮告诉我，王国维先生的父亲王乃誉的日记即将出版，这份文献对于理解王国维早年的思想，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王国维辛亥革命之后的大宗史料早已全部披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民国部分增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先拿出来单独出版，同时我决定把这个传记晚清的部分分出来，等王乃誉的日记出版后再做增补，然后出版，与《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形成完璧。
萧 轶：王国维是晚近中国的大学问家，也是谜一样的悲剧性人物，这都给后世解读带来很大的困境，尤其是后者。谜能带来不断的阐释，但也给阐释带来很大的困境。你在研究王国维时遇到哪些困境呢？又是如何突围的呢？
周 言：最大的困境是我感觉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学术的轨迹和当时的政局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但是限于学力，我无法完全做实这些感觉，比如康凌在给我这本书写的书评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王国维在礼制研究的时候，正是复辟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他研究元史，和当时中俄交涉也有关系，而他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当时清帝出宫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只是给出了我的感觉，没有坐实，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萧 轶：王国维的政论文似乎仅有短短的一小篇，而你却独辟蹊径由此介入王国维的人生，从政治角度去解读，从而挖掘出一位“公共知识人”王国维。在你看来，王国维之于晚近历史的“公共性”在哪？
周 言：主要是他和罗振玉之间的来往书信，罗振玉和王国维和有意思，彼此来信讨论政治很频繁，但是和外人很少谈政治，罗振玉一九一九年回国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政要犬养毅还对罗振玉说：“公居此邦，平日但言学术，不及政治，今垂别，破例一言可乎？”可见罗振玉平时的谨慎，也可以看出他和王国维先生的私谊。
他的公共性主要就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预言，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国维便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随后又预言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王国维致信柯劭忞声称：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写信给他的同乡陆宗舆，提出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四年国民党联合苏俄，王国维在冯玉祥逼宫之时放言：赤化之祸，旦夕不测。最终王国维死于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死前他曾经念念不忘已经失和的旧友罗振玉，信中准确无误的提到了北伐和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叶德辉被诛杀之事，而罗振玉在王国维去世之后为其伪造的遗折中亦痛言：赤化将成，神州荒翳，种种如此都可以看出，他对近代中国的变动密切关注，对于血腥的俄国式革命心存疑虑。
萧 轶：王国维研究者于闽梅教授认为王国维的自沉并不符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文化理念，所以算不上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而是中国古典主义文化衰落所带来的碎片化废墟上的一块残片。你认同他的说法吗？你又是怎么看待王国维之于中国文化的地位的？
周 言：王先生的文化地位，是被陈寅恪先生“刻意拔高”的，陈先生实际上是借着王国维之死的契机，表达他自己的文化看法。于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文化本身是很空洞的概念，借着王国维谈所谓的中国文化，毫无实际意义。
萧 轶：我们事后去谈论近现代的时代人物，往往会在理想及象征意义层面去谈，要么为尊者讳，要么过度阐释，隐喻化会将他们圣谕成神人、怪人或丑人等。你是如何处理这样的解读困境呢？
周 言：我没有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王先生身上的所谓“阴暗面”，其实很少，都是一些生活的细节，比如说他不通人情世故，从不给人敬烟等等，从整体上来说，王国维先生保持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大节。
萧 轶：王国维在说那句预言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而且，王国维也没能分清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区别。那么，他的预言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周 言：历史研究带有时代性，预言也是一样，以后见之明苛求前人，也不大厚道，其实王国维在一九一七年已经预判到了中国会像俄国一样爆发共产革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预测，而王国维当时也意识到了俄罗斯会分崩离析，然后组成一个团体联邦国家，这后来都被历史所证明。
萧 轶：谈到王国维，必然会谈到他的辫子，他认为剪辫是受辱。为免于受辱，王国维的学生卫聚贤曾劝他到山西兴贤大学任教以避难，梁启超也劝他一起逃亡日本，清华师生也集体劝他剪辫。辫子之于王国维，很多人都解读过。那么在你看来，王国维为何如此看重辫子？
周 言：辫子是遗民的象征，王国维不愿意剪辫子，意在表彰自己的遗民身份，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王先生虽然政治预言一流，但是政治选择很糊涂，比如当时他应召入宫担任南书房行走，后来溥仪赐紫禁城骑马，王先生对此感恩戴德，后来陈寅恪先生有个解释，他说他幼年时张之洞来陈家，手里经常玩弄一个鞭子，那个鞭子就叫紫禁城骑马，和黄马褂一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奖赏。
萧 轶：在《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中，写到了很多遗老，能够看出你对遗老很有研究兴趣。是否想过继续研究其他的遗老呢？
周 言：以后有空准备研究一下小朝廷的来龙去脉和郑孝胥在其中的作用，现在大家都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小朝廷是个象征性的政权，其实远远不是如此，当时民国换总统都是要向溥仪汇报听取溥仪意见的，远远不是摆设。如果溥仪是摆设的话，日本人和罗振玉就不会费尽周折把溥仪弄到东北建立满洲国了，满洲国的历史也值得探究，尤其是郑孝胥在其中起的作用，包括郑孝胥这个人复杂的一生，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书评/萧轶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