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要再追求特殊

这本文集谈论的大多与中国相关的公共事件，以及就此深入思考的只言片语。作者的诸多观点我并非赞同一致，但作者的写作心态是比较平实而朴素的。纵观全书，作者没有特别突兀的尖锐观点。捕捉社会瞬息万变的思想潮流绝非易事，这需要洞察一切万象背后的本质。
作者自认为秉承了汉密尔顿的宗旨而进行公共写作，他在自序中摘录了一段汉密尔顿的原文。这于我有着深深的启发，同样对公共事务写作兴趣不断的我，很是赞同以下这段话：
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为着真理，而不是立场，就事论事，是治学的根本。治学同样需要真诚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治学需要诚实。如今，诚实这项美德变得难能可贵。我之所以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在治学的路上，有多少人扪心自问，知道是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有没有虚心求学而不是不懂装懂，用几个专业术语冒充资深人士？不做好为人师，这是很难的。掌握了一点点知识，就开始自我标榜的人，实在太多。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没有审慎和节制，盛气相攻，很容易演化成一场骂战。


诚如作者所言，在这个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全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的焦点在于作者对现实社会中诸多事务现象的讨论和观点抒发。第三部分主要涉及了思想层面的取舍与评价，再直白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价值观。搞历史研究的刘擎教授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恰恰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尤其是当他反对用“左”“右”之类的标签来划分知识分子，想要寻找共识的时候，我犹如遇见了另一个秦晖。
左右展开对话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认为左右可以达成共识。在政治哲学这条路上，没有所谓中庸之道。学界内不乏采取中庸的学者，以为中庸，就是达观，就是包容，就是高尚。也许这种想法的初衷很善良，也很天真，这当然诱人，实则是和稀泥。刘擎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的谱系变得非常复杂，使得过去的标签式划分失去了有效性。言下之意，左右谱系不啻是一种阶级划分，是过去文革时使用的恶劣手段，应当被弃而不用。如果“左”和“右”这两个词已经被带上了褒贬不一的色彩，那么的确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实际上，在我们的情感中对这两个词一直存有主观偏好。过去是偏好“左”，认为“左”是一种批判传统，是维护意识形态纯洁的。现在是偏好“右”，因为“左”的前面加上一根“毛”已经臭大街了。有时候想想，真有意思，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多特殊的例证吗？至少，西方的左派还没有到如此窘迫的地步，需要夹着尾巴抱头鼠窜的。左派就是左派，右派就是右派，难道非要给左派定义添加一个“无耻卑鄙”的涵义？我看这只是中国人的特殊思维定势的想当然的结果。话又说回来，中国的左派也实在比不了西方的左派。中国的左派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满腔仇恨和乡愿。这也无怪乎对“左”的集体唾弃！
刘擎观察过一段时间秋风。秋风早期是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最近一直在倡导儒家学说。刘擎说秋风在经济上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的，在政治上自由而保守主义的，很难用简单的左右进行定位。但我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维度（即经济、文化、政治）是有递进关系的。左经右政，右经左政的人我也见了多，其实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将逻辑贯彻到底，逻辑前后一致。经济的自由仰赖政治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没有经济的自由。改革开放是从经济自由过渡到政治的自由，改革的深水区恰恰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举步维艰。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脉络，但在具体事件的分析中，不少人无形中左手打了右脸还不自知。
网络时代加剧了人们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加剧了左右对话，乃至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这些意气之争更多的来自参与者自己的逻辑相悖，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反而纯粹的左派和纯粹的右派对话起来没有那么吃力，因为毕竟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语义，而不至于鸡同鸭讲。
最后我想提一提有关普世与特殊的哲学问题。中国国情特殊论充斥在学界，我认为这是不学无术之辈的惯用伎俩。一个有效的学说或者主张从来不需要诉诸特殊论。任何所谓精致的学说和观点如果不能被提升为一般性理论，那在我眼里毫无价值。我甚至可以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大部分人不懂什么叫一般性。这才有了各种奇谈怪论的发声，对追求特殊论的情结着实培育了不少荒谬不经的论说。很多观众为此叫好，拍手鼓掌。全民一致认可的东西，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吗？当然不是。对此凡有异议的人，应当好好加强自己的哲学素养。这个结尾，也是我对这本书的题目给出的回答：中国有特殊的地方，中国历经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信奉的虚无主义......但中国不应该再追求特殊。中国不应该把自己设定为特殊架构下的特殊国家，有着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社会，特殊的国民。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抛弃这些特殊论，中国才有望接纳普世价值，才会遵守世界的规律和秩序，并且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有多特殊》书评/刀劈三观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