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的放荡，老实的心

杜鲁门?卡波蒂的小说格局通常都不大，有趣的是，那邮票般方圆数里的一块地上总能聚集起一伙亦仙亦妖的人物。长篇小说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就有同性恋、罗莉控、假小子和两个侏儒（其中一个还活到百岁高龄），中篇小说《草竖琴》（1951）中有老处女、娘娘腔和流浪女，《蒂凡尼的早餐》（1958）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郝莉除投怀送抱的一打情夫外，竟然还是个喜欢在商店顺手牵羊的贼骨头。
你不得不惊叹卡波蒂的文学图景是如此丰富，他随随便便就能碰上你这辈子未必能碰上一半的上述人物；你又不得不感慨这些人大多是卡波蒂自身的投影，卡波蒂书写他们，其实也是在抒解自己。没错，卡波蒂就是同性恋，至于娘娘腔，这怪不得他，因为他年轻时一张脸委实精致可人，用他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描述十三岁少年乔尔的话说，“太漂亮，太白皙，容貌的每一处都生得细腻精确，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


卡波蒂当然不是侏儒，但他长足了个儿也就一米六一，即使百般挣扎也只能在《草竖琴》中拔高自己十个公分。卡波蒂也确乎像个男人那样闯荡江湖，却像个男孩一样到处惹事生非。他在《纽约客》当小厮开罪了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十年后做访谈冒犯了大明星马龙?白兰度，等到他自己做了大人物，更是肆无忌惮揭上流社会的丑，把人都得罪光了，只好酗酒、嗑药、乱搞，死到临头还振振有词替自己开脱：这不是罪恶，而是纯洁的放荡！郝莉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自白敢情就是说他自己：“我会去盗墓，我会去挖死人的眼睛，如果我认为这能使我那一天过得高兴。不做胆小鬼，不做冒牌货，不伤人家感情，不做烂污货：我宁可得癌，也不愿要一颗不老实的心。”
是的，一颗“老实的心”，正是以《蒂凡尼的早餐》为分水岭的卡波蒂早期小说所汲汲探索的一个主题。他笔下那么多怪人，宁可得癌、盗墓和挖死人眼睛，也不愿回避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样的凌然决绝，势必格格不入于周围的人事。但我们不能说卡波蒂从一开始便有这样的气魄，20世纪50年代毕竟不似60、70年代那样文风跟着性一块儿解放的时代，卡波蒂再是惊世骇俗，也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如果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卡波蒂祛除心魔、直面自身的预备作，那么《草竖琴》则是凝聚了他的思辨和内省、趋于成熟的转型之作。相较前者充满象征和哥特韵味的神秘特色，《草竖琴》更像一脉潺潺涌动的温泉，细腻、委婉、诗意，如风吹草叶般撩动人心。
小说塑造了五个“怪人”。十六岁的“我”科林在父母双亡后寄居韦莱娜和多莉这两个六十岁的老小姐姨婆家。姐姐多莉不满妹妹韦莱娜的贪婪势利，与“我”和一位同样六十来岁的黑人凯瑟琳一起离家出走，栖身在离住家不远的一棵树上，随后又吸引来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莱利和年逾半百的法官库尔。这个树上团伙不久成为小镇的耻辱，几经围剿之后，“树屋”散伙，有人成长，有人去世，希望与沉沦一同永留“我”的心头，成为“我”珍藏一生的记忆。
因为卡波蒂的身世与科林几近一致，我们似有理由认为科林即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其实不然。书中能够成为卡波蒂传声筒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库尔法官和黑人凯瑟琳——一个是纯粹的“社会人”，受过哈佛大学专业法学教育，足迹遍布大西洋两岸，可谓见多识广；一个是纯粹的“自然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偏见和迷信倒有一箩筐，正经事不干一件，还经常帮倒忙。婆娘上树已是惊人，法官上树更是不得了，他们的夸张举止其实就是卡波蒂情感与理性的外在投射，他们时不时的彼此拆台，也反映卡波蒂自身在“纯洁的放荡”这个大问题上的纠结。一颗“老实的心”固然可贵，可为了获得这颗心，是否有必要碰得头破血流，而不采取一点点策略，就算这策略有那么一点点“不老实”？
法官是承认这一点点“不老实”的，当然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首先批判社会对人性“差异”的漠视，那么多怪人、畸人、飘零人，都是被生活或者社会放逐的失意人，可他服务的法律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判他们有罪，于是这些人“只好费尽心力、彼此隐瞒，怕暴露自己”。他庆幸有生之年“再也无须担忧我们表面的形象”，因为人们一旦直面了自己的本质，就会承认差异的存在，而这些人加在一起，“也许就是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只不过他有十几张面孔，走在上百条不同的街道上。这是我的好机会，让我找到那个人——就是你，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
法官不愧是法官，这一番如法庭陈词般条理清晰、掷地有声的宣言，其实是向读者而不是“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发表的。他以一种策略性的、唤起大众理解和同情的方式，为“怪人”“怪行”辩护，使之具备一层人性的光环。但在凯瑟琳看来，这不仅多此一举，而且矫揉造作。按她的逻辑，女人替男人洗衣做饭，跟男人睡觉生娃，这个男人便天然属于女人，同理可证，一个人屋前屋后忙里忙外打点一切，那么这个家包括这块地就是这个人的，没人能擅自私分或遣来推土机独占。爱一个人，或者爱某个物，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凯瑟琳话语粗糙口齿不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句诗意盎然的名言可以为其加注：“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所以不识边界”。
所以说，法官为啥要藏掖自己冒充十五岁少年同一个十来岁小姑娘交换照片通信的事实，而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怪蜀黍不就得了？科林为啥要隐瞒自己在莱利把尿撒在他鞋上而不动怒、跟莱利脱光光下水洗鸳鸯浴心儿咚咚跳、莱利结婚后如弃妇一样自怨自哀的、那颗“老实的心”？可贵的是，彼时的卡波蒂，心有猛虎而细嗅蔷薇，把小说处理得含蓄内敛而从容典雅。遗憾的是，小说之外的卡波蒂却无法制衡这只猛虎而一任其恣肆妄为。的确，卡波蒂创造了库尔法官这样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但小说家又何曾受制于他所创造的人物？（《草竖琴》书评/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