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还乡

所有的乡土文学几乎都是在城市里写成的。《八九十枝花》并不例外，它是一个离开故乡、甚至可能重返故乡时发现它已沦陷的人，在纸上运用文字对故乡进行的一次复原。这使书中的文字总是弥漫着一种安详而淡淡的哀愁，使读者也不免隐隐感到：那个美好的故乡已然渐渐远去，它只有在文字中才能获得最完美而永恒的保存。
我也曾是个乡下孩子，在四面环水的小岛上长到十八岁。除了没有山，崇明岛上的乡村与沈书枝笔下的皖南，在植被、气候、风俗等各方面大抵相似。因而虽然她写的是自己故乡，却常使我也不免想起自己故乡。她是学古典文学出身，文字读下来有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我甚至揣想，书写故乡大概也是她使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办法。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她的散文，看似淡淡的，但内在却绵密而意象密集，常常一大段一大段地以工笔画手法细描，不安静下来甚至可能会读不下去。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也在于此：在这个普遍被视为浮躁的时代，人们下意识中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园”，因为中国的城市常被看作是一个不停建设中的工地，而不是心灵在其中栖居的家园。近年来所浮现的许多对植物感兴趣的群体，也是这一心态的逻辑结果。实际上，真正在乡下生活的农民或少年，是很少会对身周的植被如此敏感的——或者说，即便注意，他们的眼光也主要是实用的，而非审美的。


就此而言，《八九十枝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本乡下植物学的审美手册、一份失落家园的记录，但我相信它不止如此。否则，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乡村，而只是被当作城市的反面。的确，书中的“故乡”带有一种桃花源或乌托邦常具的特性，即它似乎处于一种无时间性的静态之中；虽然它叙述的是“过往”，但却好像并无时间发展。固然，正如序言中所说，这样一个乡村社会正在消失；作者自己也承认，她在一篇附记中说：“见自己最后又在回忆里兜转，我难道果真是复古主义者，以为过去的便一切都好，眼前事只有掩目不见方适意么？”中国各地的乡村大概都是如此。然而，也正因它在消失，所以才格外引起人们的还乡冲动。在日本，“故乡”和传统工艺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正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的1960年代，那时大部分日本人都已与农村老家失去真实的联系，传统手工艺和民俗也濒临失传，但它们在人们的想像中反倒成了更吸引人的存在——我们姑且可称之为“远距离乡土主义”，其中的关键一点在于：一个即使从未到过皖南的人，也可以在城市的沙发上将那里设想为自己的老家。
自然，《八九十枝花》中的故乡，仅有想像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虽然书枝写的多是“物”，但真正再现的仍是“情”——物本无情，人才有情。借用帕慕克的话说，在她笔下的那个微观世界中，“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书本而存在”，然而这个世界是沈书枝的世界，正是她的魔法棒赋予了这个世界以生命，否则那些草木本身仅仅只是无生命的标本。她在《枇杷》一篇里说，“我记得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並这其中自己某时某地幽微的心情，虽然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写出来它就自然有了意义。
诺瓦利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究竟去哪里？”这个问题似乎也颇适合不断在奔忙、而不知方向在何方的这个时代；诺瓦利斯对此的回答是：“永远在还乡。”他说：“同外在世界相比，内在世界仿佛更多地属于我。它如此真切、如此秘密。人们情愿全然生活于它之中。它就是故乡。”我自然并不了解书枝怎么想，但揣想这句话或许于她也适合——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尤其是曾在乡村长大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内在世界才更多地属于自己。在这都市中，无家可归已变成一种日常状态，带来难以言说的不满足感和无意义感，而正是在无限的追寻之中，个体才能不断地产生出内在化的体验。正是体验决定了故乡是什么样的——正如鲁迅、周作人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但他们笔下的绍兴乡村，却是如此不同。就此而言，书枝的散文，与其说来自于她的细致观察和回忆，倒不如说更多地是这种内在体验的产物。
她的体验，也正可见她是如何一个人。细读她文字时，我常有一种感慨：我虽然也很注意家乡的一草一木，可如果是由我来写，绝不会是这样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味道，渗透在许多细节的遣词造句之中。例如《掐花》一文，她写到栀子的花苞由“碧青”而“肥白”，又变“萎黄”，而空气中仍遗留着“一种萎靡的香味”。几个词均刻画细致，然而我只会简单地用“白”、“黄”这样的单色来形容，也无法有那样“温柔而落寞”的感觉，这正是来自少女特有的内心敏感。在编理成书时，想来她对这些字词又更细细琢磨过，书中好几篇的文名都更改过（如《苦夏录》最初在网上名为《梦隐词》），字句修改得更多，尤其《语文老师》一篇的结尾“我何尝不知道这些陈词与浮躁都同样出于自然，悲哀的孤独感却仍旧于杳渺中猝不及防降临，我的鼻子一酸，终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比之最初的版本确实是更简洁有力多了。
在安顿心灵和保存这样一个故乡上，文字显示出了它的力量。现实中的故乡可以不复存在，但文字则是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对一个散文作者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他/她的文字一旦形成风格之后，如何再对它有所突破？有时，第二本书会比第一本书更难写。不过，钱理群先生曾发现，沈从文在北京和上海都一直在回忆湘西，然而他在这两个反差甚大的城市所回忆出来的湘西形象，却有很大的差别；这或许是因为他所要抵制的外部陌生感是不同的。书枝的这本《八九十枝花》大抵是在南京时写成了，现在，想来北京或许也会赋予她某些不同的体验，从而使她笔下的故乡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来吧。（《八九十枝花》书评/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