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斯文》,其副标题中有几个关键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显而易见,名为斯文,却有着将斯文扫地及揭破某种虚妄面具的用意。我们所知晓,对此眼光最独到、锋芒最锐利的,是鲁迅的一些论断,直接廓清迷思,一针见血。而易中天的《斯文》,详尽地梳理了文化人的分野,将缘起与脉络展示给大家看,可谓有趣之极,也令某些被戳中痛处的人暗自难堪得紧。
要看清文人的嘴脸,首要是分清文人与诗人(指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士人的泾渭之别。如文人和诗人都写文字,表面看大家都一样嘛,有何区别?不同在于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易中天打了个狠辣的比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话语尖利,一目了然。我想,真正的作家写的是自己的性情文字,有一以贯之的坚持度,而文人固然也不乏出好文章的可能,但其摇摆不定却时常看得人眼花缭乱、迷惑不已。如今日猛烈批判某个背时的人物,一旦其人平反昭雪,又笔墨一反,大力颂扬起来;反之,唱某些大人物“永远健康”的颂歌,风向一转,即大力抨击其丧德败行,折转得流利滑润令人惊讶莫名,不得不感叹其才智过人,有顺应潮流之敏锐度。
在各种有趣的言说中,我觉得易中天关于学人、士人也会是文人的论断颇有启发意义,尤其是面向当下的种种世态怪象而言。大家印象中的文人通常局限于弄文学者,似乎这个概念自动屏蔽了社会学、人文学、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从业者,而事实上,文人的“抱负”与嘴脸并不会受学科所限,正所谓心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只要有需要,何处无文人?奶粉出问题了,开个论证会,必有专家拿出数据言之凿凿证明此产品纯净如处子,请大家尽管放心食用;房价飞涨,不时有专家放出豪言或趣谈,如某某时段必跌,或丈母娘催涨房价、单身男女是房价飞涨的祸首云云;某大型工程做前期论证,必有若干专家为官方的方案背书,大谈其如何英明、千秋万载可以获益等等。学术固然有良知,但可惜的是放弃良知的绝不在少数,此时学术不再是学术,仅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徒为学术蒙羞,亦证明了即使不“文”,却不防纳入“文人”的轨道。
话题衍伸来,文人的“文”可能未必人人皆会,但其“范儿”却似乎埋藏在国人的血液里,由此,易中天说“人人都会是文人”。这个命题很严重,但可悲的是,现实的实践证明,这是确实的。国人善于站队,善于表态,与立场无关,关乎风是向哪个方向吹。若帮忙不会,那就帮闲、帮腔,下得了手的就帮凶,这种事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演得轰轰烈烈,而在所有时期的现实生活中以“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方式呈现,难道我们看到的、经历的还少吗?许多人似乎都有正义感,亦因之,他们不喜欢类似小如武汉“五道杠”、林妙可,大如社会名流之类的人与言行,因为那种假模假式的“站队”与“姿态”令人作呕,乃至猛烈抨击之,不过如易中天所言,“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这表明,某些顽固的因素早已渗入国人的血液中,于不经意间,情不自禁地即往外冒,几乎在不自知的状态下。
在此种意义上,易中天说,“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标签’。”这种集体表情即一种罐头食品,规格统一,套路齐整;若有逾矩,比如没有“感谢祖国”云云,必定遭遇申斥,拉回方休。本为怪事,但大家见怪不怪,真有反弹,反而以之为怪,此人人皆为文人之缘由也。解决之途,无他,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而已,培养合格的公民,而非唯唯诺诺的臣民,庶几可以挣脱自设的牢笼。若逢有文人这一类型的消除之日,国民精神的自新方可说具真正的进境了。(《斯文》书评/遆存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