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怕你半夜变南瓜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如果这些理想状态果真可以付诸实践，中东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以色列人说，24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容不下一个区区犹太国，六十多年来亡我之心不死，阿拉伯人则说，靠着西方大国的外援、犹太财团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偏袒，以色列的犹太人强占了本属于我们的地盘至今，就是不还。在以色列国内，占总人口六成的犹太人和占总人口三成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并非征服—被征服那么简单。阿拉伯人固然是二等公民，但是，在犹太雇主手底下谋生活，却比在争议领土（指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村镇里干活要强得太多。他们每年要纪念“蒙难日”，即犹太人占了他们的土地并宣布建国的“独立日”，两种叙事完全对立，彼此指责对方在欺瞒世人，即便这样，当今的阿拉伯人从祖父辈的“蒙难”中得不到什么营养——除了不断强调自己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份。
可是有谁真正稀罕这个身份？稍明一点事理的阿拉伯人，都会萌念要抛弃这个身份，设法加入他们的“压迫者”——犹太人的社会里。这很难，萨义德?卡书亚在他的小说《耶路撒冷异乡人》里说，能做到这一点的阿拉伯人只有数千，可选的职业范围也十分有限，无非会计师、律师、医生等寥寥几个。小说的主人公，一位没有名字的“律师”，就是这少数成功人士中的一个，他不屑于任何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反抗”，相信金钱和社会地位是剥除身上“二等公民”烙印的不二之途。

当故事的悬念开始出现时，我疑惑这值不值得成为一个悬念：律师去旧书店买了本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发现这是个名叫尤纳坦的人的藏书，而且，书中夹着一张有暧昧信息的字条，笔迹明显是自己妻子莱拉的。律师便怀疑，她在认识自己之前还有过别的男人，甚至差一点想提刀直奔卧室……至于的吗？
好在，卡书亚很快把我们带入他所在的那个真实环境。律师开得起豪车，住得上大宅，他的孩子能上阿犹兼收的学校，晚上，他能吃得起普通阿拉伯教师要花半个月工资才能吃上一顿的日本寿司，能和邻里朋友一起开犹太式的聊天会……但他仍是阿拉伯人，他的恐惧和恼怒都来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习俗痼见：只有传统的阿拉伯人社区，才会对女人有严格的婚前守贞约束。于是，律师那开明、优雅的外表瞬间剥落了，本相暴露出来：一个嫉妒、好走极端的人，以他所出身的那个社会的标准来界定荣辱尊卑。
承认吧，做阿拉伯人不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露夏蕾对阿拉伯小伙埃米尔说。她是他的雇主，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犹太妇人，在母性之爱和恋人之爱叠加的驱使下，她对受雇到自家帮忙照顾尤纳坦的阿拉伯社工埃米尔照顾有加。尤纳坦是植物人，露夏蕾最后甚至许可埃米尔拿尤纳坦的身份证去考艺术学院。在小说里，犹太人露夏蕾，是唯一一个看到问题之根本的人。卡书亚让埃米尔用自己的口吻来讲述她的观点：“她认为，阿拉伯人模仿犹太复国主义者模仿得很烂，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模仿二十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者模仿得很烂。她也不信身份认同那一套，绝对不信地方民族主义者对于身份认同的说法。她说，惟有摆脱身份的人才是聪明人。她说，肤色比较难以改变，没错，可是社会阶层的基因更是难以丢弃。”
她是对的，唯有摆脱身份，而不是像律师那样设法换一个新的身份，才是“聪明人”。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为犹太人，规劝国内的阿拉伯人“摆脱身份”，未免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她接受了埃米尔的小诡计，让他使用尤纳坦的身份证，后来，干脆就容忍他与自己儿子互换身份。埃米尔的奋斗有惊无险，他离开了初为社工时结识的阿拉伯女孩莱拉，找到了一位善解人意的犹太姑娘诺雅。当我们读到律师发现了莱拉当年写给埃米尔的纸条后的那些反应——愤怒、怀疑、监视莱拉的举动、动用律所的力量核对笔迹、追踪埃米尔的身世乃至诱他出现——的时候，不免要感叹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看法是对的：你生在哪里，你就是怎样的人。
以色列自视为开明的征服者，所以，阿拉伯人在高校里还能得到招生上的优待，就像我们这里，每个国家机关都要被摊派到几个残障人士一样，算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文关怀”。卡书亚所写的这些，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探查阿犹关系的复杂层面。不过，这些优待对埃米尔不构成诱惑，他坚决地披上犹太人的外衣，这反而让我们担心，一旦诺雅发现真相，她还能不能同埃米尔共处下去。埃米尔第一次约诺雅晚上出来时，诺雅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天黑以后可以见到你，我本来还以为你在半夜会变成南瓜呢。”言者无意，未免不会戳了埃米尔的心，他的身份是如此的不稳定，只要他继续选择伪装下去，焦虑将伴随他一生一世。
在以色列，身份焦虑似乎专属于阿拉伯人和其他移民——来自俄罗斯，来自也门，来自摩洛哥，来自伊拉克，来自阿塞拜疆，来自埃塞俄比亚……除非你来自美国或西方一线国家，否则，即便你被承认为犹太人，加入了以色列国籍，你的肤色相貌依然会为你赢得不计其数的怀疑性侧目。然而，犹太人对这种焦虑并不陌生，他们生活在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的祖辈父辈，在二三十年代的反犹潮中，也都悲哀地发现，不管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依旧被人打上“犹太人”的标签。得到开明统治的少数族群，他们的心理，套一句小三表决心的话，就是“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身份焦虑便从这种“明知”和“坚信”之间的未决状态里生长出来，一部分人如律师那样冷血而顽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另一部分人，就像埃米尔那样，内心的道德感持续拷问着他们行为中的欺诈、吞吞吐吐、口是心非，他们鄙视同族的乡亲，却又暗暗鄙视自己的这种鄙视，他们仰慕主流人群的优雅、文明、富裕，却又因为自己在仰慕“敌人”而感到羞愧。
萨义德?卡书亚是位以色列知名的专栏作家，阿拉伯人，和律师一样，他也住在拜特萨法法，把女儿送到附近的一个兼收阿拉伯和犹太孩子的学校里。他的随笔经常写到回阿拉伯村子时的百感交集：他对那些乡亲没有爱，可他们谴责与疑虑的目光又总在刺伤他。他写过一篇专栏，说自己的汽车玻璃上被贴了张条子，上边写着：“为什么停在这里？”
一阵强烈的焦虑情绪砸中了他：怎么回事？我花了半辈子，削尖脑袋往犹太人圈子里钻，现在房子也买了，人也都混熟了，难道到现在，我还没被接纳为一员吗？
等他看到紧邻的另一辆车上也被贴了张条子，这才哈哈大笑起来。那上面写：“为什么停在这里？”下面还有一行字：“你把垃圾箱通道给堵了。” （《耶路撒冷异乡人》书评/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