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国宪法制定现场

与古希腊的同名名词不同，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和国”诞生的历史并不长。18世纪90年代，美国三位建国先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以及詹姆斯·麦迪逊，为宣传刚刚起草完毕的宪法草案，他们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来组成了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在这部文集中，“联邦党人”提出了“共和国”的定义。所以，现代的“共和国”，严格来说并不是来自于某个法学学者的文牍之中，而是直接诞生自“联邦党人”在建国之初的立法实践中。更直接地说，它是出自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
今天来看，怎么赞美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都不为过。无论是从人类文明史角度所说的“奇迹的一跃”，还是对其制定的曲折过程的评价——“伟大的妥协”，都是从不同方面表明这部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一跃”究竟是如何的“奇迹”，其间的“妥协”又何以被称为“伟大”，就需要我们重新去回顾美国宪法制定的那段历史。美国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所作的《民主的奇迹》正是这样一本著作。

与麦迪逊的《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辩论》等讲述美国制宪过程的经典作品相比，鲍恩这本《民主的奇迹》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了历史人物和细节方面，而对于制宪过程中晦涩复杂的法学理论，作者则尽可能地给予了弱化。这样一来，即使是普通人，也能从作者的文字中体会到那127天中的惊心动魄，也就更能理解那部伟大的“作品”得来究竟有多么艰难。
想要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独立战争之后、宪法制定之前的那个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尽管围绕大陆会议组织了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国家”，然而这个“合众国”的联邦政府却犹如一个发育不良的婴儿，它不仅缺乏必要的行政和司法机构，而且连保障自身财政能力的征税权都没有。州政府的权力要远远高于联邦。
为了解决这种尴尬，马里兰、弗吉尼亚等州决定号召合众国十三州，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会议，商谈《邦联条例》的修改事宜。但会议伊始，弗吉尼亚州长伦道夫就抛出了《弗吉尼亚决议案》，这个议案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描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体制”。据此，1787年费城会议的主题就如同受到“神启”一般发生了转折，代表们将讨论制定一套新的国家宪法。对于这种突兀的“转折”，伦道夫在会上如此阐述他的理由：“所谓邦联，甚至还比不上一州的州宪……看看各地的现象，从新罕布什尔到乔治亚！难道我们不正濒临战争的边缘？”
然而，制定一套新宪法显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尽管十三个州十年前为了独立曾一起并肩战斗过，但回到内政事务上来，彼此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从联邦的权力能否凌驾在州权力之上，到各州在国会中的代表比例如何分配；从国家究竟采取联邦制抑或是采取国家制，到国会议员的选举采用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甚至于合众国未来究竟应指定几个领导人（起初还未有总统这一名称），大家都在争论不休。最终，根据彼此的立场，所有代表基本都可以被划入两派：以麦迪逊等为代表的联邦党派，和以梅森等为代表的反联邦党派。这两派代表对于上述政制问题，可以说基本上从未达成过一致，再加上会议规则允许“重复议事”，部分提案更是在投票通过后又不断地被再次推翻，于是不得不“回炉”经过重新讨论。看到这种纷扰的场景，如果不是事先就知道历史的结局，恐怕没有一个读者能在鲍恩的笔下读到新宪法即将诞生的希望。
面对大会几欲解体的局面，宾州代表威尔逊痛心地疾呼：“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当初革命初起时所说的话：‘不再有弗吉尼亚，不再有马萨诸塞，也不再有宾夕法尼亚。’我们已经成为同胞一国，埋葬掉所有的地方私利和倾轧。”所以，绵延4个多月的制宪会议就如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比起独立战争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正是在这种摇摇欲坠的局面中，制宪会议还是完成了宪法的起草，并在之后经过各州批准最终生效，这才是这部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奇迹”的理由。诚然，在“妥协”下实现的这个“奇迹”并不完美，毕竟《权利法案》直到1791年才被加入到宪法中，而且大会最后还是没能解决黑奴问题。但这些瑕疵已经不能掩盖那一代美国政治家的崇高品格，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始终有个共识，那就是期望新生的合众国能够为民众提供“自由与公共幸福”。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妥协”恰恰说明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多么符合普通法系一贯的经验主义原则，它的来源并不是任何形而上的空想，而是实在地来自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有趣的是，在《民主的奇迹》出版不久前，一本讲述辛亥革命后民国立宪的著作《国会现场》曾引起关注。如果将这两本书映照阅读，我们恐怕更能理解早期的美利坚政治家们的政治智慧和气度。前者给人的惊喜和赞叹，后者给人的惋惜和遗憾，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不同政治家在政治理念和眼界上的天壤之别。不同群体在或高尚或卑俗的利益驱动下，有的走上了神坛，有的则不得不走向暗角，而这或正是历史最值得回味的地方罢！（《民主的奇迹》书评/严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