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本身亦是常识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中译本的新成员，一望而知是那种微言大义、对书中所及要为专家与白丁一起奔向满分而奋斗的文本，主角又是构成所谓“梦想国度”立国根底之一的那幢“大理石神殿”，免不了叫人先注意到由谁来执笔写作。
本书作者琳达?格林豪斯，作为《纽约时报》资深法政记者，曾经撰写巨量的最高法院案件与内情的报道，1998年获普利策奖，是美国最杰出的法律记者之一。在长期采访过程中，格林豪斯与许多大法官有深度交往，2008年九位在任大法官全部参加了她的荣休仪式，是最能显示其在联邦最高法院内人脉的时刻。格林豪斯正是我们所谓专门跑最高法院的“跑线记者”，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纽约时报》另一位跑线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此人也是一位深谙最高法院事务和历史的专家，其关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著作中文简体字版问世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格林豪斯仍在耶鲁法学院执教。相似的经历与结果，使人忍不住叹一下机制与传统的差异：机制强迫人就范，而传统则把从业者变成专家，这样的传统，我们的新闻业有没有？
本书译者何帆法官说，化繁为简地传播常识，与呈现事物本身的复杂和纠结，其实并不对立。相反，复杂本身亦是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通识读本”于精简中传播“复杂”，特别是这本谈最高法院历史的小册子给予高度评价；很显然，格林豪斯的写作恰如其分，而且从历史引向今天，涉及到布什与奥巴马两任行政分支，以及当代在任大法官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历史价值的挖掘上，《通识读本》对最高法院创立初期逐步找到自身使命的记述极富意义。当1793年杰伊首席大法官和其它联席大法官拒绝了华盛顿总统希望解释1778年的《美法条约》的请求，说“我们只是终审法院法官”之时，联邦里这个司法分支的最高代表似乎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拒绝充当顾问角色的早期做法，确立了一项法则：根据宪法授权，联邦法院只处理因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引发的问题。直到今天，联邦法院的“宪法第三条管辖权”的范围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格林豪斯对此解释说：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本来深植于宪法源头，最高法院却自己给出了答案。这是最高法院自我意识的觉醒。
1803年宣判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此案起于1800年大选后政权由联邦党人向共和党人过渡时期的紧张关系和混乱状态。此案件高度政治化，最高法院的权威受到挑战，行政分支极有可能无视法院的指令。最高法院应如何既维护法治尊严，又不与行政分支发生激烈对抗，避免从此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呢？当时的“马歇尔法院”的解决方式是：主张最高法院拥有这项权力，但又申明其无权勒令行政分支做事。这一智慧的判决使最高法院远离纷争，更为后世开天辟地——最高法院主张自己有权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宪，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决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当仁不让的职权与责任。”此话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被不断援引。从此，审查联邦立法是否违宪，成为最高法院最神圣的使命及其深刻影响美国社会形态的源头，最高法院日渐崛起。
正因为此，在当年塔夫脱首席大法官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在1925年《司法法》中赋予最高法院更宽泛的自主选案权，完成了最高法院运作的彻底定型。后来的最高法院的日常事务，更多的是对上诉到该院的案件进行遴选，这决定了哪些案件能最终走进“大理石神殿”。最高法院的判决意义一定超过当事人的利益得失，而始终为后世确立尺度和界限。
尽管实质上复杂的多，而且自由和保守的两党固守着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笔者仍然深信，由民主党或共和党总统提名，并经自由派或保守派居多数的国会批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一定会将自己的倾向反映到日后的重要判决中去。若非如此，格林豪斯在述及大法官“终身任职制”在当代激起越来越大的争议时，不会有“总统为了让自己的政治遗产绵延久远，物色的提名对象越来越年轻时”之语。面对而今日新月异的社会形态变化，绝大多数保守主义的司法态度可能会被嘲笑过时。然而对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那些甚至不准备讨好民意的判决和内部争议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法律议程。在对宪法进行无尽的时代阐释时，自由和保守就这样不停地在最高法院上演连篇好戏。（《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书评/雪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