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束缚到掌握

自从小学时看过《傲慢与偏见》之后，就一直很喜欢简·奥斯汀的作品。这位一生未婚的女作家总是安排她笔下那些待嫁的年轻女子或是端坐在沙发上，或是斜倚在窗边，一边闲谈，一边穿针引线。她们穿着帝国时期优雅的高腰衣裙，时不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拢一拢蓬松的鬓发，对着心爱的人嫣然一笑，而那些动人的故事就在那些细密的针脚之间逐渐编织成形。她们的女监护人则坐在一边，一边做着女红一边留心着这些年轻后辈是否会行差踏错。
然而做女红并不是奥斯汀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才情有独钟的事，古往今来，女红都被视作是女性一项重要技能。虽然如今很多现代女性已经不识女红，但是由于专业的关系，我也时常要做些针线活。可惜我自小手脚粗笨，便时不时被人嘲笑，“你真的是女生吗？”
在世人心目中，女生擅长女红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在成衣批量生产贩售，寻常人家的女性根本没有必要识习女红的时代也是如此。男性若是从事女红，往往会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甚至是一种屈辱。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成为女王翁法勒的情人之后，在她的命令之下纺织纱线，被众人视为笑柄。
在遮身蔽体的服饰刚刚产生的时候，拥有缝纫技术的女性无疑是智慧的象征，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生产力。可是随着文明和经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不需要再为自己和家人裁衣，也不需要依靠女红换取生活所需，尤其是中上阶层的女性，女红已经成为一项象征性、符号性的技能，女红被与妇德联系在了一起。
《女人与女红》一书以题材将那些描绘正在从事女红的女性的化作分类，而其中有数个章节都提到了一点——擅长女红的女性被认为是白璧无瑕的，而不擅女红的女性则仿佛被打上了懒惰、放荡的红字。这种毫无道理的社会偏见在基于《圣经》题材的画作中多有体现。在《圣经》中，并没有刻意着墨于圣母玛利亚对于女红的精善程度，但是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却对这一点大肆渲染——玛利亚手持着象征美德和纯洁的纺锤，接受天使的宣告，抗击丈夫的疑忌，哺育膝下幼子。女红的题材在描绘圣伊丽莎白、圣格尔德、圣玛格丽特等女圣徒的画作中也不鲜见。
女性的形象被纱线层层裹缚，圈禁在丈夫、孩子、家庭之内，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意挣扎逃生，任凭年复一年缠绕在她们身上的乱线将她们勒息毙命。她们不需要参与政治，不需要识文断字，只需要在家中日复一日地捻毛纺纱、刺绣挑花。贫苦的人家的女性靠得这一门手艺获得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而对于家境优渥的女性来说，女红只不过是向社交场上可能的未来夫婿们展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世俗眼中忠贞的妻子的标签。女红和出身、嫁妆一起被明码标价，摆到婚姻的交易所里售卖。就连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都忍不住用女红来为自己的品德粉饰。蓬巴杜夫人创办了沙龙，资助了华图、布歇、法尔康涅等艺术家，与当时的哲学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过从甚密。她不仅影响了法国的文化界，更影响了整个欧洲。弗朗索瓦·休伯特·德鲁埃曾为她绘制了一副肖像画（《蓬巴杜夫人肖像》），画中的她盛装华服，手捻针线，正在专心刺绣，看起来端淑娴良。她的大部分肖像都是手持鲜花，因此她选择在即将离世之际留下这样一幅肖像，更加引人深思。
记得前几年夏季，我和几名好友去多佛附近的七姐妹悬崖游玩，途中遇上一间贩卖纪念品的木屋，木屋的后院有一架纺纱机，有个满头银发的英国老妪正坐在纺纱机前手执纺锤捻着羊毛。当时我和几个好友都觉得新鲜有趣，不禁请求老人家让我们试试纺纱机。我们几个从未接触过纺纱的生手纺出来的纱线自然惨不忍睹，但是坐在纺纱机前的时候，却满怀着雀跃的心情。屋外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青天碧草，杳无云滓，几头皮毛水亮的牛懒洋洋地甩着尾巴，或是卧在澄澈的水滩边，或是悠闲地踱着步。这情景就好似米勒笔下的《纺纱的牧羊女》，每一笔都是远逝的田园牧歌。只不过那个牧羊女在牧羊的间隙纺织纱线是为了生计，我们不再是了。
我们坐在纺纱机前，手中握着纱线，粗糙的羊毛擦过掌心。即使我们不能像命运三女神那样手握主宰世人命运的丝线，起码身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可以逐渐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女人与女红》书评/高冷了又怎么样）